论建国初期的农村互助组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士花(1967-),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东岳论丛

内容提要:

建国初期,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为克服劳力、农具、耕畜缺乏等困难,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组织互助并非易事。村干及劳动模范注重打通农民思想,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典型示范、评比竞赛等活动带动激励农民,并注重从生产需要出发,从旧有互助基础做起。同时,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或举办互助训练班,扩大宣传,培养骨干,提供经济与技术上的融资优惠扶持等。互助组由此陆续组成并扩大规模,但总体上分布不平衡不普遍。为巩固发展互助组,各地借鉴以往传统的换工等方式,在互助组内实行对劳力、农具、耕畜的评工、记工、算账制度,以达互助两利。互助组在运作过程中虽存在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及记工算账不合理等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等局限,但总体上还是解决了入组农民生产生活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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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03-0054-10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为解决劳力、耕畜及农具缺乏等困难,陆续推广建立互助组,以促进农业生产。中国农村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互助组要贯彻互助两利原则,需要对劳力、耕畜、农具的互助共用进行评工计分。确立合理的评工计分制对互助组的组成和巩固有着重要影响。以往相关研究只把互助组作为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作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部分来提及①,对互助组本身缺乏细致考察,有些问题尚未明确。如:互助组是如何组成的?有着怎样的规模?它又是怎样实现互助两利的?它到底是怎样的组织?对入组农户是否有益?对农业生产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存在哪些问题?等等。本文试图探究这些疑问,以便对建国初期的农村互助组有具体而清晰的认识,全面了解当时的农业政策与农村社会。

      一、组织起来:互助组的组成与规模

      中共自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时起,就开始号召组织变工队等互助组织,以解决农家生产中遇到的劳力、耕畜、农具缺乏等困难。因此,在老解放区,互助组并非新鲜事物。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民渴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顺应这一要求,政府要求在农村继续组织起来的工作,并根据不同情况增加新的内容。提出“在农业生产恢复较差的地区,组织起来应着重克服劳力、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困难;在农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或已超过战前水平的地区,应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着重改良技术,加强经济领导,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②。由此,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作为组织起来的具体表现形式,农村互助组开始陆续建立推广,组织过程可谓披荆斩棘。

      因为解放后分得土地的农民对互助合作顾虑重重,思想情况非常复杂。如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沙滩村,1951年3月该村劳动模范邓槐银响应政府号召,开会反复说明组织互助组的好处时,全村只有3人赞成,大多数人直摇头,村民赵云秀说:“一人一条心,十人十条心,互助组人多手杂,把我的牛用伤了怎么办?”王根宝说:“我有我的打算,不要互助”③。农民对互助合作最根本的思想问题是怕吃亏。如河北省大名四区小湖村村民,对参加互助组,劳力多的怕“白给别人帮工”,劳力少的怕“出工米不上算”,不愿参加;一部分老中农和富裕户这种思想更严重,他们说:“自干自吃,自由自在;够吃够穿,就是安乐神仙”。另外,有些农民怕参加互助组“合不来”,说“亲哥们还闹分家呢,张王李赵的咋能互助得好?”还有些人因为该村几年前曾用“大编组”的强制办法组织过互助组,怕这回互助起来闹不好又“散伙”,对互助合作政策抱怀疑态度④。各地反映,贫农是迫切要求互助的,但怕组织起来后,出卖劳动力不自由,怕做了活拿不到现钱,怕自己的活做得晚,怕大家有私心,把人家的活做坏,因而产量降低。中农的顾虑比贫农更多,怕贫农白使耕牛农具,或不爱护耕牛农具,出劲用,用坏了;怕人多合在一起活做不好,不如自己单干来得好;怕组织起来好处不多,反要向外找工钱。劳动力不强的农民则怕互助以后,拖不了,吃不消⑤。可见,农民对互助合作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直接影响互助组的组成。

      怎样解除农民的顾虑,打通思想,使农民自觉自愿地参加互助组,是中共在基层农村组织互助合作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村干和劳动模范在宣传发动方面费了不少心思。他们从新旧生活对比、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最头疼的家庭矛盾等问题入手,对村民反复劝说组织起来的好处。安徽省阜阳县口孜区的劳动模范焦天凤,为启发农民响应政府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互助组,提出七想:“一想黄水滔天,二想逃荒要饭,三想有田难种,四想少吃没穿,五想地主万恶,六想妻离子散,七想过去妇女关在阎王殿,现在打断了铁锁链。”让大家对比过去的苦难,珍惜如今翻身得解放的新生活,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这种忆苦教育很奏效,焦天凤互助组在1951年春一度解散后又重新组织起来,到麦收时,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由7户增加到11户⑥。河北大名四区小湖村宣传员根据不同对象,“对症下药”。该村农民仝福,原来是个保守自私思想很严重的富裕户,怕互助起来劳力多吃亏。宣传员仝聪就首先给他解说自愿互利,拿计工清工的具体办法帮助他算细账,拿本村仝俊峰互助组和他家对比,拿张希顺互助组过富、使新式农具等事实说明组织起来的好处,讲将来使用机器种地和社会远景等,这样,仝福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感动地说:“互助就是比单干强百倍啊!”自愿参加了仝万亮互助组。宣传员李栋、李德才动员富裕中农李三元时,先帮助他家开家庭会,解决了家庭不和的问题,李三元很受感动;他俩就顺势说服他参加了互助组,并帮助他家把参加互助组保证增产添到爱国公约里去。该村组织起来的宣传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全村原有常年互助组6个,到1952年已发展到21个(包括145户,666人),另有1个互助组转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16户,54口人),全村单干农民只剩2家,共6口人⑦。

      陕西省兴平县自1951年春土改完成后,县领导大力领导生产工作,抽派70%的干部下乡,普遍成立乡、村生产机构;结合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广泛深入宣传各项农业生产政策,打破群众对生产工作的顾虑,召开各种会议,教育干部,明确认识“组织起来是搞好生产”的关键。为取得有效领导经验,特选定了五个重点——两个乡、两个村、一个互助组,指定专人负责。并在新政重点乡架设电话,开始在重点乡村组织起互助变工组,具体帮助、订立生产计划,建立民主管理、记工算账等制度,订报学习,解决生产变工上的困难。张明亮互助组就是这样在县领导亲自扶持培养下,壮大起来的⑧。通过重点领导,树立核心,组织爱国生产竞赛,互助组得到迅速发展。1950年全县只有209个组,1951年增加到1854组,参加劳动力占全县总劳动力的23%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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