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4(03)-0001-10 一、问题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促进国家内部区域间的协同、一体化发展逐步成为国家管理层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问题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观点。其中，以索罗(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中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特性，而在市场机制下将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而使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趋同。这种在要素边际效益和价格的均等化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增长稳定状态即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目标。而以罗默(Romer)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专业化和分工可以实现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内生化的技术进步[1]。上述不同的理论观点对于分析区域发展差距的产生原因及变动趋势有不同的结论，进而提出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也具有较大差异。 就我国的发展现实来看，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尽快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发展和壮大国家整体实力，实施了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和东部地区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进步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等差距也表现出扩大的趋势，地区间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政策层面，其表现在国家及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多项政策以全面推进落后区域加快增长速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在理论层面，则表现为众多学者从区域经济收敛的存在性、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而本文拟利用德·朗格提出的关于“经济收敛”问题的三维研究视角：即是否收敛、如何收敛、为何收敛，并重视中央集权制国家政策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结合政策变动的基础上，对我国建国以来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变动状况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要素空间机制分解，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源进行探索。 二、文献综述 现阶段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测度方面：现阶段主要有两种评判的思路。第一种是以横向对比的视角，通过对每一阶段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以评判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第二种是以纵向发展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速率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变动趋势。由于以经济发展的收敛为视角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量化可比的数据支持，例如当区域间经济发展呈发散时，表示亟需政府引导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应加大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支持力度；而当区域间经济发展为收敛时，其表示现行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效，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因此，在现阶段学术界的研究中，普遍从构建收敛方程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分析，评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覃成林对我国1978-199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得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β收敛，收敛速度约为9%[2]。林毅夫、刘明兴经过测算得出，我国省区之间存在7%的条件收敛[3]。许召元和李善同认为我国省域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为17.6%[4]。与此同时，部分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王志刚认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呈发散状态[5]。马栓友认为我国区域经济以1.2%的速度发散。此外，王小鲁、樊纲[6]，彭国华[7]，潘文卿[8]，金相郁、武鹏[9]，陈得文、陶良虎[10]等学者都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分析。而上述学者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在研究区域和时段、理论模型以及计量方法选择层面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因此，对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并选择适当的研究对象和时段，对于准确测度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速度，评估和分析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对我国区域差距的成因分析方面：由于不同的学者在问题分析中选取的指标以及采用的实证方法的差异，导致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结论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全域一致性视角，即学者从全域整体时间段的研究视角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区域差距主要影响因素。魏后凯认为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差异是区域差异的外在成因，其反映了区域内部资源禀赋的差异[11]。蔡昉、都阳研究认为，区域之间人力资源的差异是区域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12]。沈坤荣、马俊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工业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区域经济收敛的主要影响因素[13]。彭国华通过对我国区域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测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是区域经济收敛的充分条件[7]。张茹认为我国区域之间差距是由于投资效率、技术水平、政府作用以及自身经济结构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4]。第二是分时段研究视角，即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要素在不同的时间段中具有差异性。张胜认为在1952-1978年中区域发展历史和制度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1990-1998年区域之间人均投资的差异则成为主要影响因素。赵伟、马瑞永研究认为1978-2002年区域之间技术发展水平的收敛是区域收敛的主要成因，而1989-2002年中主要影响因素则转变为区域贸易下的投资转移[15]。第三是分空间研究视角，即将空间因素引入传统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分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林光平[16]，吴玉鸣[17]，金相郁、武鹏[9]，潘文卿[8]，史修松、赵曙东[18]，陈得文、陶良虎[10]等学者都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源泉进行分析，并且得出结论普遍认为，空间因素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文结合政策变动的宏观背景，在对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变动状况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因素视角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探索，以期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进 (一)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分析框架 β收敛检验方法是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落后区域接近发达区域的速度来衡量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动过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生产要素的比重差异。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最初的资本与劳动的比值较低，而其后期的发展速度会较高，这是由于在地区之间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时，劳动力和资本将由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收益高的地区。利用新古典经济模型，鲍莫尔(Baumol，W.)提出了收敛的方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