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

作 者:

作者简介:
[美]罗威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至14世纪初,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可被称为当时最为城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寻求政治“自治”,但它们在大一统的政治构架中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明清时代的中国城市延续着这些方面发展。随着市镇的扩散和增加,乡村商业化迅速发展,推动着城市化的持续进行,但城市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此形成了帝国内部的侨居人口。这些人口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结构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私有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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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4世纪初时,中国已拥有当时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中国甚至可以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城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明确地要求从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中寻求“自治”,但它们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我管理空间。明清帝国时代的中国城市,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这些发展。随着市镇(market town)的扩散和增加,乡村商业化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推动着城市化的持续进行,这一进程尤其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此形成的国内侨居人口(internal diaspora)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更为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一波大规模的私有性质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

      一 前奏:明初时代

      长期以来,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里,蒙元王朝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尤其是相对于唐宋时代的城市发展的成就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退步。而近来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却显示,中国的城市繁荣实际上贯穿了整个14世纪。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受到大元王朝政策的激励,这些政策对私有财富是宽容的,并鼓励发展海洋贸易。如万志英所总结的,“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发展进程的真正中断并非发生在遭人诟病的蒙元时代,而应该是在明初恢复极权统治之后的时期”①。

      在中国城市与商业发展进程中,明初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倒退。明朝的奠基者朱元璋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商业豪族抱有难以化解的敌意,因为后者曾竭力反对过他的崛起,所以朱元璋得势之后,绝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彻底摧毁它们,并将其家族成员贬为匠人或体力劳动者。1371年,朱元璋明令关闭航海贸易,至少在短时间内,该禁令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沿海和与东南亚的贸易,而这些贸易曾经是许多沿海港口得以兴旺发达的经济支柱。而其实物和劳力形式的征税方式也将刺激商业发展的动力扼杀殆尽。

      明初的社会管制极为详尽。帝国的人口按世袭职业被分成不同种类,最初分类还包含了多种职业(包括医师、学士之类),但很快缩减为三类:士兵(军籍)、匠人(匠籍)和其他平民(民籍)。每一类人口由一个不同的中央政府机构管理,负有专门的财政和劳役职责,并在居住方面尽可能地采用与其他类别人口相隔离的模式。尽管明朝实施过规模宏大的人口移居活动,但对以个人理由为基础的旅行则基本加以禁止。普通平民被分配在具体的税收单元中居住,并受到保甲制度下联保制的约束,一般情况下不得离开。唯一的例外是职业商人,因为他们需要在帝国内运送商品;帝国对此种需要予以承认,但对商人的行动却进行着事无巨细的管制。当商人离家在外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半官方性质的客栈歇息和登记,客栈登记簿每月须上交给当地官员审阅。总之,明初的几个皇帝对职业和地域流动的禁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它们也相对成功地阻止了由市场驱动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②。

      明初最有影响的城市创新应该是南京和北京两座帝国首都的建造。明太祖时代南京的发展并非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自1356年攻取该城之后,在随后的20年内,他将这个原来看似不起眼的、仅有10万人口的元代县府转化成为一座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在明太祖的指挥下,一个人数众多的建筑大军建起一座崭新的皇城,还建造了天坛、地坛、祖庙,以及今天被称之为“为城市城墙所包围的最大空间,以及中国的最高、最长、最宽、最坚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城墙”。南京城被分割成为不同的板块,居民根据不同职业被分配在不同的区域内居住,共同构成了一个行政管理网络。那些在元末曾经支持过明太祖对手的城市居民,此刻被驱逐到疟疾横行的西南部居住,新征召而来的居民将他们的既有住居地取而代之。新城市居民中包括了大约45 000户从苏州和其他长江下游城市迁移而来的富裕人家,他们的家庭成员因为曾拥戴过皇位的另外一位竞争者而被贬为苦役劳工;第二波的新居民中包括了14 000户被指定为新城“富户”的家庭,以及为满足特殊需要而迁入的20 000户手工匠人的家庭。明初南京的主要居民则是由帝国政府的雇员构成,其中包括15 000名朝廷官僚机构的官员和职员,约8500名享受官饷的书生,以及数量高达20万人的士兵队伍。城市人口的蓬勃生长主要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赖于官方指令;南京周边的长江下游各县本应是帝国范围内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因它们受制于帝国的财政榨取,该地区即便是最富有的家庭也始终处于永久性的政府徭役征调之中,因而构成了一个随后延续数世纪之久的问题。在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南京将重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区域贸易的周转和交换中心、一个文化中心和一个因秦淮河畔的风月场所而浪名远扬的娱乐中心。但在喜好声色但又嫉恨商业的明太祖的统治下,这一切并非是那样的显而易见。他的首都看上去是一座基于古代帝国模式之上的功能单一的兵营和官僚城市③。

      朱元璋于1398年去世,皇位由他的孙子继承。几乎在同一时刻,他的第四子便开始图谋篡夺自己侄子拥有的皇位,并在1402年得手,随即自封为永乐皇帝。他随后开始计划将自己实际统治的场所从南京北移到后来将成为现代北京的城市,因为南京城里充满了反对他夺权篡位的敌人。北京在元朝时被称为“大都”,在明太祖时被称为“燕”,它后来成为永乐皇帝称王时的封地。经过20年的疯狂建设之后,永乐皇帝于1421年移居北京,南京城内的人口急剧减少,一半的城池人去楼空。尽管如此,它名义上仍然保留了作为次级的、“南方”首都的地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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