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4-03-11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3.12.121 近年来有关家族企业的各种榜单层出不穷，对于注重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长寿家族企业榜尤其会引起企业家及研究者的关注，上榜家族企业多出现于欧洲和亚洲的日本①，不少人开始反思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名列其中。一个常见的回答是，“诸子均分”和“单子继承”的继承传统是中西家族企业能否完整传承下来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抛开战争、政治等历史因素造成的家族企业断层，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仍然有不少家族老字号存在，仅以药铺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八十家之多[1]120。自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不少老字号逐渐得到了恢复，如同仁堂、胡庆余堂、张小泉等等。现今仍在徽州乃至全国可见的带有“胡开文”字样的墨厂，其渊源即为安徽绩溪人胡天注创立于乾隆年间的一家老字号墨业招牌。从中国家族财产的继承传统来看，胡开文家族墨业也实践了“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传统，但胡氏两家老店不仅传承了数代，整个家族墨业还发展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墨业招牌之一，甚至走出了国门。其传承方式除了不违背财产的各房“均分”原则之外，在家族商号的传承上又有怎样的实践呢？是什么原因促使家族商号采取了对传统继承模式的变通？这种变通对于家族商号的持续发展，乃至组织和治理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综合前述问题，本文以徽州的胡开文墨业为例，在分析“胡氏阄书”和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胡开文家族墨业的传承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研究前沿、方法与意义 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上家族商业传承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家族商号历史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史料的收集和考证上，经济层面的分析则主要停留在对商业道德、技艺质量和营销策略等问题的讨论层面。结合历史背景，对家族财产继承传统与家族企业传承关系内在机理的分析是有待探究的议题。对此，多数研究仅仅是在探讨家族企业相关问题时有少量提及。不同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美和日本家族企业长寿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研究认为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单子继承制保持了资本的集中，有利于家族商业的传承，而“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会分散经济资源，从而使家族企业规模缩小，难以维系企业持久的成长[2]161[3]58[4]62。日本自13世纪开始由模仿中国的继承制度，转向由长子继承地位和财产的“家督继承”制，应用到家族经济组织领域则形成了“同族经营”的模式[5]52，也即家督继承“本家”、别子成立“分家”，但本家保持严格权威的特有制度。这种制度与番头制和养子赘婿继承家业等传统相结合，为日本家族经济组织的历史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成为日本家族企业长寿的重要原因。类似的，欧洲盛产长寿家族企业的代表性国家英国，在历史上也长期实行单子继承的传统。然而，从古至今，中国这一经济体的规模、历史和多元性都是日本和英国无法比拟的，尽管“诸子均分”的传统对中国一些家族企业的持久经营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却也存在不少传承数代的“老字号”式的家族商业组织。这些家族经济组织在继承和财产分配方式上既采取了尊重传统的方式，又采取了一系列能够保证家业长青的变通做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案例研究方法，辅之以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这两种研究范式是对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家族企业历史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的有效方法。Eisenhardt和Graebner认为，案例研究是非常客观、严谨和更遵从现实的实证方法，他们对案例研究颇受诟病的问题做了回应，认为现实发生的案例与实验室假设的案例相比，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自然实验对象[6]25；Siggelkow则对个案研究的非典型性质疑进行了反驳，认为个案研究可以更贴近构想，更能直接地说明因果关系[7]20；对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Greif强调历史分析与社会科学分析的相互补充，主张将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社会学中关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分析结合起来[8]xv；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和注重历史是汪丁丁在对制度分析的特征和方法进行探讨时强调两点，他认为应该重视不同制度间的比较，必须注意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特点[9]44。制度并非是孤立运行的，而是嵌入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因而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研究制度的历史演变，才能更好把握制度演进的深层动因。 目前中国家族企业以及相关研究多从国外借鉴经验，对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家族经济组织的传承经验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历史上传承数代的家族商号是中国家族式经济组织历史制度变迁的最好见证者和实践者。中国近代一些家族商号的传承过程既存在对继承传统的路径依赖，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通。具体来说，一些家族商号采用“分产不分业”的传承方式，一方面遵从了财产的均分传统，另一方面实现了经营上的单子传承，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这种传承模式进而催生了家族商号在组织和治理模式上的创新。这对中国家族企业缺乏现代性的偏见提供了有力回应。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已经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发展，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始面临传承问题。据福布斯发布的《2013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中国目前家族企业二代接班即将进入热潮②。由于企业、家族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嵌入关系，家族企业各项制度的形成对已存的社会文化传统等非制度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正式制度等历史因素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在传统家文化仍然是家族企业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的今天，从继承传统角度来探析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的长寿因子和制度演进轨迹，从而为现代家族企业的传承和治理提供借鉴，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探索。本文的价值即在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历史上长寿家族商号的传承经验进行探讨，从制度和非制度层面对历史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现代家族企业的传承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其新意之处在于，将家族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家族本身的传统问题相结合，从而总结出这些家族商号长寿的重要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