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对它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其中绝大部分批评集中在其过于追求形式化和普适性，而忽视各国经济现实的特殊性方面。①对此，包括索洛和诺斯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建议，应当通过经济史学对于历史和制度特殊性的关注，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不足；②这种观点在我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形成了对于经济史和经济学关系的“源流之辩”。③ 从已有文献来看，无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还是对经济史学与经济学关系的探讨，基本都是规范性的评论，而很少实证地考察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与经济史学的关系在过去究竟是怎样的。④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探讨这一问题，在第一部分介绍理论渊源后，分三个阶段回顾1870-1940年英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从观点分歧到学科分裂的演变历程，并结合英国经济社会变迁和大学、学科演变的历史和制度环境，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早期渊源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那么在诞生以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这门学科的性质及其所适用的研究方法，就引起了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意见分歧。⑤ 李嘉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像数学那样严密的科学。⑥他为此创立了后来被称之为模型分析的纯粹演绎方法：首先以劳动价值论、地租理论、自然工资率、工资基金说和比较优势论为基础，构建起一套理论体系；然后从现实经济问题中抽象出基本要素，运用上述理论，通过纯逻辑推理，探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得出一系列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政策建议。 马尔萨斯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比较类似于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不近似数学”，应当面向现实，更重视经验材料的搜集和历史归纳法。他批评李嘉图“轻率地力求简单化和一般化……使人们不愿意承认，在一些特定结果的形成中，有不止一种原因在发挥作用”。⑦其继任者理查德·琼斯更直斥李嘉图学说是“妄想的假设”，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只有在充分了解经济发展历史和考虑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之后，才可能真正地分析、研究和彻底了解经济问题。⑧ 马尔萨斯和琼斯的观点，揭示出李嘉图思想因过度抽象演绎，导致重要因素遗漏和政策建议脱离现实的潜在危险，也得到了后来众多学者的认同，⑨但却并未能阻止李嘉图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这不仅是因为李嘉图的演绎和模型分析逻辑严谨，极具说服力，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便于学习者接受；更重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契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英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曾以晚餐会的方式成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⑩邀集学者、政治家和商人探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理查德·科布登等曼彻斯特学派和自由党人也都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并组织“反谷物法同盟”，传播自由贸易理论，最终促使国会废除了谷物法。李嘉图还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来传播其思想。(11)其中最著名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分别是当时两份重要学术期刊《威斯敏斯特评论》和《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们撰写了大量论文，介绍李嘉图的理论，使其深入人心。麦克库洛赫还在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中，为李嘉图学说营造了权威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李嘉图学派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界取得了支配地位。 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与演绎学派 (一)英国历史学派的形成 1860年代，英国虽然仍处于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但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波动日趋增加，贫富差距则不断扩大，李嘉图的自然工资率和劳动价值论越来越不能解释现实。同时，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会地位的加强，社会上对于自由放任政策和工资基金理论的反对声音也在不断增多。 然而，仍有一些政客把李嘉图学说尊为教旨，用来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做背书。1868年，英国政府计划出台一项土地补偿和改革法案，对之前因大饥荒而失去土地的爱尔兰佃农进行补偿，以缓和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而那些代表土地利益的议员们就援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予以反对，声称“虽然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后背靠在了政治经济学上，但科学似乎已经被打破了”。(12)尤其是时任财政大臣的自由党人罗伯特·洛，异常教条地复述李嘉图的理论，反对任何救济和土地制度变革，宣称政治经济学“在英吉利海峡的这边和那边应当没有什么不同”，“一项在英国完全令人满意的法律，在爱尔兰是不可能存在根本的不公正性的”。(13) 针对于此，出生于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克利夫·莱斯利撰写了多篇论文予以抨击，同时积极支持国会改革爱尔兰的土地制度。他首先以工资基金理论为例，指出李嘉图学说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其脱离实际的纯粹演绎方法。(14)随后，莱斯利采取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回顾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社会变迁，同时参考欧陆国家的土地制度，指出爱尔兰落后的原因就在于英格兰以自由贸易和普适理论的名义，把自己的法律和土地制度强加给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完全不同的爱尔兰，从而在实质上把爱尔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5) 莱斯利批评了罗伯特·洛等人，他写道：“在国会里的那一群抱负不小而且势力很大的经济学家，自以为拥有了包含所有经济学知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处方”；(16)然而，“恰恰相反，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体系，或者某种具有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由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推理和学说所组成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在同样的国家和同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有所不同”。(17) 莱斯利还从哲学层面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针对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现象，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必须覆盖所有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力量和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把诸如劳动分工、国民财富……经济现象单列出来进行研究，但绝不是因为这种做法会更合理或更科学，而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进行总体研究，而且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能够把影响这些现象的所有因素都纳入到研究当中去。如果隔离出某一种因素来推导其对于国民财富的影响，即使这个因素是真实而非纯粹抽象的，也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做法也是极其不科学的。”(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