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人物亨利·霍姆认为，文学的表现可以产生与真实经历相同的效果，方法是通过创造“想象的在场”(ideal presence)，即读者通过阅读产生自己在现场的想象。当然，这种阅读中的美学想象并不容易，因为思绪或观念的视觉化是困难的。在霍姆看来，“想象的在场”是通过观看达到的，这“一方面与真正的在场不同，另一方面与反思型的记忆也不同”，其中涉及“设身处地”或者“同情”(sympathy)的作用，若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人们不可能完全互相理解，社会团结更不可能得到保障。①埃德蒙·伯克的《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中关于“同情”的美学理论有助于探讨这一问题。审视伯克如何将口语性、文学能力和视觉化作为语言交流中的美学问题来讨论，可以将语言在传递情感中的功用历史语境化：一方面将它置于早期近代修辞学的传统中，另一方面也看到近代美学与18世纪中期逐渐深入日常生活的近代印刷媒体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将“美学”与文本媒介(textual media)、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y)并置起来，即将伯克美学中关于“同情”的论述放到从所谓“身体的时代”到“纸张的时代”的历史转换背景中，讨论美学与身体感官以及近代意识的关系。 一、同情、描写以及声音经济 “同情”是一种身体情绪和感觉的技巧，是18世纪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涉及身体感官层面上的介入。这在埃德蒙·伯克关于“崇高”与“美丽”的美学理论中有所体现，其“崇高”与“美丽”的理论于1747至1756年之间逐渐成形，这是一个各种价值和观念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伯克的《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发表于1757年4月，这正是近代印刷文化发生大规模扩展并逐渐进入日常生活的时期。在这本书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不可描写的，我们交给同情”。伯克认为，在人们用语言进行情感交流的过程中，跟身体有关联的“同情”和与身体无关联的、付诸字词的“描写”互相补充，“同情”在人类感官系统中占据较高位置，因为当基于视觉的“描写”不能达成情感交流的时候，“同情”能帮助我们实现。情感不是通过视觉呈现或字词表现就能到达的。在伯克看来，语言的功用就是交流并说服别人，这样的功用产生在当时当地的层面上。“字词”在听者的头脑中产生三重效果：“第一重是声音；第二重是图像，或者声音所意味事物的表现；第三重是由以上两种之一或同时产生灵魂的触动(affective)或情感(affection)”。②情感或触动层面的交流主要通过听觉和视觉完成，字词在听觉上产生的效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视觉的效果次之。在他看来，图像的意义和交流是由声音的表现和传达完成的。也就是说，伯克将首要的意义置于字词的听觉和口语层面上，这表明他还处于手稿文化的“知识型”(episteme)内。在1750年代，欧洲正在经历从口语—手稿文化向近代印刷文化转变的过程。文化媒介的两种手段，即听觉和视觉，涉及人类意识不同的技术以及人类感官知觉不同的组织方式，手稿和教会主日学习(the pulpit)都属于听觉的知识型，这在西方近代以前的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教会中讲道坛及其周边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伯克的美学理论与近代之前教会的“晨祷”和讲道坛有些共同之处，而这种强调当时当地信息的日常生活中的媒体，迅速为19世纪早期的报纸等近代媒体所替代。 对伯克来说，同情作为人类“情感”之一是通过身体的美学运作习得的，这种运作反映在字词的描写上，然而字词的美学运作未必一定会滋育出同情。他对语言通过描写而实现情感交流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这也许是他后来成为政治保守派的原因之一。伯克写道：“那样非常雕琢的语言，也因为超出一般的简明和清晰，而通常不够有力。”语言上的描写越具体，细节越多，就越不利于交流情感。在伯克看来，附着于字词之上的图像成分可能会淡化褪去，但是其最初情感则会遗留下来，成为字词生态的一部分，并且与“声音经济”密切相关：“这些字词在现实中只是声音，然而这些会被用在某种具体情形里。在这些情形中，我们要么是收受了一些善，要么因为恶而受苦，或者是看见其他人因善或恶而摆动。有时候，这些声音也被用于上述具体情形之外的事物，这些事例是如此不同，以致一听到某种声音，我们依着习惯就可以轻易地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并在头脑中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效果正是在类似的情形中应当产生的。运用字词的声音时，常常并不特意提到某个具体情形，但却仍然带有它们最初的印象。尽管声音最终会完全失去与引发它们的具体情形之间的联系，但即便没有任何附加的观念，声音依然能像在最初的情形中一样发挥功效。”声音在这里是一种媒介，一种口语和听觉的器置，它在去语境化的过程之中，似乎依旧保持交流的功用。这像是后现代文化中四处漂浮的能指符号。在伯克这里，字词的声音可以离开起初的疆界，却仍然具备有效运作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声音是某种修辞性劝说的工具：“现在，正如这里存在声音运作的口吻，一种充满激动的神情，一个焦虑不安的手势，它们脱离原本支配的事物自由行事，由此存在字词和字词的某些器置，它们……触摸我们，感动我们，胜于那些远远更清楚、更逼真地表达主题的工具”。③这种字词表达的“声音运作的口吻”、“充满激动的神情”以及“焦虑不安的手势”等都是跟身体密切关联的行为，又处于当时当地，因此伯克美学理论中“字词的声音”，远比后现代文化中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ed)的能指更社会化，也更多地指涉具体情形。 在伯克的理论中，引起崇高之情的事物在力量上体现为猛烈，在气质上表现为宏伟，在媒介上则是超感官的。他花了不少篇幅说明视网膜的疲倦如何产生视觉上的崇高。在他关于崇高的美学理论中，“声音经济”得到强调。这也许可以用来说明西方18世纪语言的非媒体性和身体性。福柯这样定义语言与其古典意义在知识论上的断裂：“古典时期语言的表达功能只体现语言第一次被使用时的情形，这也是为了解释一种声音如何能代表一件事物；19世纪的语言，不论如何发展，甚至在极其复杂的语言形式中，都会拥有一项不可化约的表达价值，因为此时语言表达的重点，不是事物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表现和传递了那些言语者的基本意志。”这里存在着一项语言功用的历史性转换，即从展示和公开起初发生时的情形——即福柯所说的“与［作为一种深入的知识的］‘感悟’(divinatio)之间的旧有的亲缘”转换到表达和交流功能。④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历史转换放到印刷文化兴起的大历史背景之中进行考察。书写的大量出现、流传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产生了符号的大规模扩散，从而创造出一种针对新型观众、读者和作者的美学经验。阅读和写作生产的语词符号渗透人日常生活，带来了福柯意义上“知识型”的变化，这不仅影响到客观知识组织和使用的方式，还影响到情感方面的知识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方面看，也许可以说，“印刷转向”与近代意义上的“情感转向”有着密切关联。近代意义上印刷文化的兴起、近代文学的形成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同步的，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这已经是批评理论界的常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情感的形式及其交流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个体的感知和意识方式与早期近代不再相同。也就是说，印刷文化兴起的影响，催生了日常写作和阅读活动的变化，而后者又与近代意义上个人的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伯克的美学理论，讨论感官层面与情感转向之间的关系，即个人通过何种手段感受，感受到了什么，以及如何传达这些感受。在伯克的美学中，声音和听觉成为一种感官式的媒介，这并非他的突发奇想或者天才创造，而与其时代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学生在语言和言说方面的教育》的演说，其中描绘了教育的主体如何通过言说、聆听的字词组织起来。这显示出德国启蒙哲学家赫尔德自我认同的文化使命，即个体成长的教育(Bidungsroman)功能。“陶冶教化”是指“主体的自我生产，这种生产或者形成自身，正是通过自我意识的产生而实现的”⑤。也就是说，并非只有伯克的讨论涉及美学感官中听觉的层面，这在18世纪的西欧可能已经被普遍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