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设计美学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工艺美学阶段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到技术美学阶段，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当代设计美学走出西方技术美学的影响，试图形成更具独立性的当代设计美学体系。前面两个阶段的发展笔者已有专文论述，①本文重点讨论近二十年来独立形态的设计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当代中国技术美学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技术美学”这一概念，中国学者也及时引入了这一概念，但此后这一学科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并未获得相应的发展。技术美学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有了机会。 技术美学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商品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企业与企业之间有了竞争。竞争的方式，首先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谁先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谁先生产出质量更好更耐用的产品，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曾几何时，俏销的各种上海产商品就体现出了质量的优势。随着单一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模式的打破，个体经济与私有经济也加入到竞争行列中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又有了新的方式：价格方面的竞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品之所以能迅速占领全国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低廉的价格。再往后发展是技术的竞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成为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技术和功能的同质化，企业间的竞争又有了新的内容：产品的造型。对产品造型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的迅速普及，人们逐渐接受了高技术风格，从而将产品的技术内涵与产品的设计形态逐渐建立起了联系，产品造型设计的重要性第一次被人们所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曾经平均化的消费者由于经济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开而发生分化，在传统的追求功能满足的消费者之外产生了对产品形式有所关注的消费者，电子技术产品以其高技术和充满科技感的外观形态的统一逐渐成为富裕起来的消费者追捧的对象，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技术消费和象征消费的双重需要，电视机、收录机、组合音响等电子产品的迅速普及使得现代设计语言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中国广大消费者心中，而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技术美学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 技术美学在中国发展的另一个基础，则更具中国特色，它是来源于中国理论界的“美学热”。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美学热后，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了美学热。虽然早在50年代、60年代已经有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美学问题，提出诸如“照相馆里出美学”之类命题，但特殊的时代背景让这次美学大讨论带上强烈的政治性，日常生活中的美学问题所关注的对象仅限于日常生活中的工艺美术品。20世纪80年代的这次美学热虽然仍有“启蒙”的政治自觉，但其政治性变得隐蔽得多，因此比上次讨论要纯粹，学术含量更高，日常生活中的美学问题也得到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以自然美为对象的自然美学、以艺术美为对象的艺术美学之外，出现了以日常生活中的美为对象的应用美学(或实用美学)，化妆、服饰、家居、建筑、工艺美术、产品设计等都构成了应用美学所关注的对象，而应用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技术美学。 当代中国技术美学研究，从确定以“迪扎因”(即英语“设计”一词“Design”的音译)为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到确立技术美学的核心问题是技术美结束，这一求索过程，既有成功，也有曲折。在当代中国技术美学的研究中，徐恒醇先生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代表着中国当代技术美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同时还有着对技术美学的清醒反思，并最终跳出了技术美学的限制而走向独立形态的设计美学。徐恒醇对技术美的理解建立在对实用功能与美的关系的两种简单理解的否定基础之上，一种认为“适用就是美”，将产品的功能价值与审美价值混为一谈；另一种则认为实用与审美互不相干，产品的美只在于它的外观形式。由此他改造了“功能美”这一概念，他认为功能美是技术美的核心或本质，但要严格区分完美传达功能的形式之美与功能的善，前者才是功能美。在后来的设计美学研究中，徐先生仍然坚持用技术美这一概念，但对功能美的提法则减少了，他认为技术美是“物化了人的活动形态，它是人类产生的第一种美的形态，人们从技术成果中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了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作品，看到人对必然性的超越和支配”。②这个结论来源于当代中国美学最有影响的流派——实践美学，这一观点与他对功能的基础作用的强调相结合，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设计美的基础。 但是，中国当代技术美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徐恒醇先生在1997年所指出的，当时的技术美学研究有“三大误区”：其一是在学科性质的取向上，不是把技术美学当作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将其当作技术科学，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颇令人费解，因为即使是在技术美学的倡导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这里，他是很清楚地将技术美学当作是应用美学的一个分支的；相反倒是其他一些人文科学研究者将技术美学看作是技术科学的分支。其二是在研究对象的内容上存在着泛化和混同，将技术美学等同于生活美学、劳动美学，甚至于等同于劳动心理学，过于强调劳动环境对劳动者心理的影响。其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割裂和孤立化倾向，过于依赖自下而上的心理学和实验方法，而忽视传统的哲学方法。③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徐恒醇)意识到要将技术美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技术美学内部已经很难实现，“技术美学”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技术美学”，对话和讨论很难展开，正是因为此，一些学者逐渐放弃使用“技术美学”这一名词概念，而引入“设计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