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第四转向,迈入后现代时期(王寅,2012),科学技术和软件开发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其方法也辐射到语言学和翻译学界。加之,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眼中,“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大致一样,当用现代科技实验来验证有关语言和心理在头脑中运作的过程和方法,他们所谈论的“认知翻译学”也与此相仿,应当探索如何将先进的科技设备和软件运用于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的实验和数据分析上。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欧洲等地建立了研究“翻译过程”的机构和所立科研项目主要有: (1)丹麦的CRITT(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2)挪威的EXPERTISE(Expert Probing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es); (3)巴西的UFMG(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LETRA(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4)EYE-TO-IT欧洲项目,主要参与者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将EEG、Eye Tracking、Keystroke Logging三项技术结合起来研究翻译背后的认知机制,Lachaud(2011:131-154)对其作出了论述; (5)西班牙的PACTE(Expertise and Environment in Translation翻译能力和评价习得过程); (6)奥地利的TransComp(Translation Competence)、
等(2008)、
(2009)追踪一组学生数年的翻译过程,且与专家译者对比; (7)瑞士的CTP(Capture Translation Process)。 本文拟简述译界常用的十数种实验方法及其优缺点,以飨读者。 2.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 2.1 翻译过程 任何行为都有“过程”和“结果”之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终极产品。过往翻译研究大多落在“译文结果”上,注重分析、对比、评价译文,而忽视了译文产生的过程,这一缺陷近年来得到了扭转。20世纪80年代,Kritgs(1986)、Gerloff(1986)、
(1986)、
(1989)等在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现代实验设备和计算机软件)的影响下提出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在翻译活动中的思维过程。显然,这一研究新范式跳出传统思路,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意识。 杨自俭和刘学云(1994)曾指出,翻译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译者的这种特殊思维活动的规律。根据Gile(1995)和Ruiz等(2007)的观点,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译出语理解;(2)译入语生成;(3)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目前,译界主要运用诸如“出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控制实验法(Controlled Experiment)”、“学生-专家对比法(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等来发现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规律,为认知翻译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1995年在捷克的布拉格召开了第九届“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口笔译认知过程)”国际研讨会,两年后由Danks等人(1997)主编出版了同名论文集,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口笔译时的心智运作过程,这标志“翻译与认知”的跨学科研究(又叫“学科整合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学科漫游Disciplinary Nomadism”)正式开始,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关注人们在翻译时心智运作的方式,这就是方梦之先生所说的“翻译的认知转向”之滥觞。这一新兴跨学科的出场,既推动翻译理论的建设,也为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开拓了新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