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4)02-0009-10 全球社会理论在本体论的基本观念上抛弃了国家中心主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然式微,虽然它作为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关系核心主体没有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时汰变发生根本性变革,它所维系的公共教育的日常生活还是在国家运作的边界明晰的组织空间中进行,即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范畴上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国家公共教育体系成为国别比较间合理的交往对象——主权生存、政治同盟生存、集团化生存方式赋予了民族国家作为比较教育之研究分析单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1]但是,文化圈层中的国家的功能和角色已经发生的某种程度的改变正在减弱对一元论分析单元继续强化的支持。在超国家层面,同一文化熏染的地理学地域空间单元效应日渐明显,民族国家的国际边界日益变得相互渗透;在次国家层面,建立在地区、语言、宗教、伦理、性别和同盟多重根基之上的独立性团体复兴使得国家深陷挑战。区域化生存和文明论生存的实然状况使得教育知识的比较研究呈现出区域聚焦的点状散布特征,“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新动向”。[2] 一、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区域研究,与比较教育学具有同质性 (一)辨识文化区域现实的特质 从20世纪初到二战前,美国大学里有关国际和比较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历史厚重感、政体相似性和文化同质性的欧洲国家文史哲及宗教领域,战争的爆发和战略情报的需要使得冷门的非西方研究上升为国家需要,那些熟悉世界体系中当代国家知识的美国学者身负使命,区域研究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作为战争的产物,区域研究的重要作用就是认识敌人,并明晰地划分敌我界限,区域专家成为维持美国核心利益的中流砥柱。二战后,区域研究有了更深刻的理论研究意义,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现代化理论承认一个有机民族社会的存在,区域研究建立在这个前提基础之上。民族社会是有优与劣的差别。所谓优秀民族是指能接受现代价值者,次劣民族便代表无法成功实现现代化。因此,区域研究的作用便是要认识各个民族的特质,文本研究被视为远离现实方法,只有透过田野考察才能了解第一手当地情况。[3]前苏联卫星发射成功后,美国联邦政府实质性介入区域研究并为之提供基金支持,随之也引发了从未间断的学术性学科(academic discplines)和外国区域研究之间(foreign area studies)的关系和优劣纷争。在民族国家研究鼎盛时期,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特定区域的知识缺乏稳固的理论根基,只不过是现代国家领土主义或者是国家所支持的区域研究所带来的智识副产品。区域研究也会随着冷战对峙国的解体而消亡,但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集团之间差异的消解并没有带来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反而发展出许多新的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文明的冲突”把西方长期以来忽视的文化要素重新提了出来,“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4]人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重新理解和定位世界政治,也需要从新的视角审视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区域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区域现实存在的洞见。“区域”的概念经常是含混的,按照日本区域研究资深学者山口博一的观点,它包括了四层意义:第一,单一国家的社会条件,如日本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第二,国家之下的特定地区,如胡志明市的婚姻中介市场;第三,跨越国界的一些特定地区的联系地带,如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渔业冲突;第四,包含地理邻近国家的总体,如东南亚国协的政治协商。[5]区域是个复杂多样的社会条件经由历史汇集而构成的现实场域。它是“区域研究”知识范型特别标示的对象。区域研究并不是没有疆界,同时它又得超越疆界,因为任何一个区域都存在一个外围的环境空间,小区域之外的大区域,即“集散效应圈”,无论区域地域空间圈层如何定位,区域研究的目的都在于辨识文化区域现实的特质。 (二)兼具领地和学科二重性 以跨学科路径研究世界上明确的地理/文化地区的区域研究,在资源纷争的象牙塔领域并非一帆风顺。区域研究这块跨学科地带(interdisciplinary fields)和独立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s)之间进行了持久的争论。社会科学系和区域研究的学科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于如何把区域的数据填充到西方的理论模式框架中,从学术性学科的角度看,区域研究专家反对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的研究被认为缺乏概念的精确性和方法论严谨性,但是区域研究者对此进行了驳斥。独立的学科是一个封闭的领地,是在学院层面研究或教授的知识分支,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凭借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获得学科的学术性释义与认可;区域研究是一个有关特殊地理学地域、国家地域和文化地域研究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比如亚洲研究、朝韩研究,这些领域的理解不同于学术机构通常的定义。社会科学者则试图建构一种宏大理论,然后去证实或检验理论中的假设,试图掌控学科的文献而不是地域的文献,也就是出发点在于学科而非区域;而区域研究专家的目的是获得对特定地区的深度理解,区域研究则主要考虑文化差异(cultural distinctions)的重要性。不争的事实是区域研究在争议中不断走向学科化和专业化:第一,出现了学科导向的分支,区域研究分化为不同的研究分支:1)区域研究和地区分析;2)区域研究和比较分析;3)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6]第二,改变了学院间的权力平衡,其学科地位逐渐受到研究者的承认,区域研究可以是一门学科,但这个学科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单一学科有一个差异,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区域研究的议题时常是跨学科的,因此,科际整合的工作对区域研究单位而言十分重要。[7]第三,影响了学生的培养模式,有时候招收本科有时候招收研究生,目的是为学生在世界上陌生区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至少在全球化横卷时代的情况下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第四,澄清了学科存在的价值论。区域研究中心从自身内部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官方辩护,因为他们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学科、专业、商业和国家利益。区域研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来源于对人类经验多样化理解的需求。这种需求日益体现在政治认同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中。[8] (三)在科际视域下,区域研究与比较教育学具有同质性 从领域或学科的视角看,区域研究同比较教育学具有极其相近的负相似性,遭受着学科边界性、有效性以及是否因为缺少明确的方法论而引致人们对学科的科学性学术地位(academic discipline status)的外在质疑,在大学林立的学科建制中,区域和以文化定义的领域(field)越来越不被看作一门独立的实体学科(subject),而被视为是社会科学数据收集的领域。两者也具有更多的正向相似性,两者的相似性甚至超过了比较教育学与其他教育学二级学科分支的彼此关联,二者都关涉“比较”、“文化”与“差异”,拥有共同的借用根基(borrowing basis)。“每一个研究者,包括比较研究者在内,都属于某一文化,该文化会限制他或她的认识能力,而这些盲点并不能被轻易觉察到。”“在比较时很容易陷入种族中心主义,但是比较也可能是避免这一危险的最佳方法。对差异的感知必然使研究者对知识的相对性保持敏感,因此也有助于将他们从文化的隔膜中解放出来。只有在面对其他文化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知识闭塞的可能性。”[9]20世纪60年代末起,美国的比较教育改变了前十年倾心于单一国家的分析单元、重点关注欧洲的教育体系学科取向,把比较教育升级为国际与比较教育,广泛联合具有跨学科、跨国家和国际视野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安德森(Anderson)呼吁比较教育研究应该注重方法论研究,并尝试着比较学者和社会科学者联合攻关,由单一历史的学科正统论转变为异统论。比较的分析单元出现分化,一部分逐渐缩小,从国家教育体系转变为文化标界的教育现场和教育社区,另一部分逐渐扩大,暂停了北美和欧洲跨国比较的狭隘比较,学术好奇和专业兴趣改向到第三世界。[10]从学科的角度看,区域研究和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范畴上有所差别,属于栖居在不同学科领地的学术部落,但两者却拥有共同栖身点和学术旨归,即都是以明确区域特质为旨归,两个学术部落的共同体成员具有相似的文化习性。乐观的全球主义并没有提供一种普世价值和形塑一种普世文化,也未构筑一种和谐大同的普适繁荣与和平的现实,相反,文化的冲突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视不同地理空间之间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及全面生活观之间的重大差异,在明晰区域特质、辨识差异、彼此借用的学科旨归上,区域研究和比较教育学具有高度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