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观影响下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转向

作 者:
杨梅 

作者简介:
杨梅,女,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历史研究法是比较教育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从注重描述的朱利安时代到注重因素分析的萨德勒和康德尔时代,无一不采用历史法研究比较教育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历史研究法受后现代史学观的影响,开始了其后现代的转向进程。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法注重“深描”、“价值有涉”和“他者视野”的特点让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克服了传统历史法的局限,开始沿着质性研究的轨道转型。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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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4)04-0007-05

       历史研究法是比较教育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从注重描述的朱利安时代到注重因素分析的萨德勒和康德尔时代,无一不采用历史法研究比较教育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历史研究法受后现代史学观的影响,开始了其后现代的转向进程。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法注重“深描”、“价值有涉”和“他者视野”的特点让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克服了传统历史法的局限,开始沿着质性研究的轨道转型。

       一、传统史学观与比较教育历史研究法

       西方史学发韧于古代希腊,许多著名的史学家皆产生于这一时期,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他们的史学著作推进了西方史学的萌芽。后来的史学家波利比阿(Polybius)在继承和发展早期希腊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成为了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

       波氏在其史学著作《历史》一书中阐明了他的传统史学观。波氏认为,历史是一部描述与记录“人类所居住地方的历史”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意味着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的事不仅仅是意大利自身的事,它也会受到希腊与亚细亚事务的影响,意大利的事不可能离开其与希腊和亚细亚的联系来单独分析。[1]波氏认为,当下情景中的所有事件是混合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的。在波氏生活的年代,他是第一个运用联系的和整体的观念来考察地中海周遭事务的人。[2]

       本着世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观点,波氏批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记录希波战争的时候仅从地理和军事方面着眼,而忽略了对引发战争原因的思考;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局限性在于:他在对历史进程进行记录时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他不能从整个地中海的格局去分析问题,致使在原因探讨时偶然性居多,各联系之间也缺少一定的必然性。波氏认为,虽然历史研究通常表现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录,但史学家们却不能孤立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各个历史事件之间都应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各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条因果链接。为此,他一再强调,一部描述当代事件的“普世史”必然是历时性事件与共时性事件统一的历史。换句话说,这种统一意味着在普世史中必然会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 Kandel)、汉斯(Nicholas Hanns)和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持有与波氏的传统史学观相同的理念,认为“学校外部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他们强调,比较教育对教育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描述细节,更应该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整体考察来解释各国教育制度的生成。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懂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就不能理解和懂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实践。[3]

       康德尔由于深受传统史学观的影响,强调文化、历史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主张比较教育研究应该以历史为基础。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教育必然和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历史因素息息相关,研究外国教育不能就外国教育研究外国教育,而应该有一个全局观念、整体意识,研究影响外国教育制度的那些外在因素。研究者在对教育制度进行描述的同时,应该将教育制度放置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解释。康德尔尝试着界定那些决定民族特性的,并促进形成国家制度的“因素和力量”。1928年,康德尔首次提出了“什么因素促成了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的问题,并列举了国家政治理论、社会哲学思潮、地理环境以及国家的各种传统等影响因素。此后,“因素和力量”的观念便渗透到康德尔比较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他在以后几十年的比较教育研究中都习惯于用因素分析法思考问题。康德尔极力主张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采用因素分析法。他认为,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该首先对影响教育的所有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然后再特别地找出那些对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汉斯和施奈德在继承康德尔的传统史学观的基础上,将历史比较观与现实比较观结合起来。汉斯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导致各国教育制度差别的深层原因和背后力量,以便能最终找到支配此种教育制度发展的动力基础。汉斯认为,任何事实都是客观中立的,不需要价值判断的参与。比较教育研究必须对历史的诸因素进行积极的分析,以充分阐释各国的教育制度。施奈德在史学观上和汉斯有异曲同工之妙。施奈德提出,教育制度的形成取决于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要在阐明各种教育制度异同的基础上,剖析那些决定并影响教育制度形成的现实因素,尤其是那些内在因素。他认为,教育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整体。施奈德和汉斯在上述传统史学观的影响下,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因素分析法。与康德尔的因素分析法相比,施奈德的因素分析法独具特色。施奈德在分析教育制度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教育自身内在发展规律这一内部因素的考虑。日本的学者吉田正晴称施奈德的方法为“辩证法的因素分析法”。

       二、后现代史学观与比较教育历史研究法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于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一种思想幽灵首先从文艺领域发端,随后扩展到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领域,俨然成为了一股有声势的社会文化思潮。简单地说,后现代理论是一种与“边缘化”、“地域化”和“中心化”等特征相对立的话语体系。[4]后现代理论具有不确定性、多元性、开放性、流动性、随意性等特点;主张文化是多种多样且开放的;注重不同主体之间的关联和对话;提倡通过直觉来整体地解释和理解世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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