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三大批判理论更是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泰山北斗地位。我国康德研究的开创者郑昕曾评论康德说：“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1]康德凭借批判哲学闻名于世，其在教育哲学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在道德教育方面，康德摒弃了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所注重的培养个人心灵情感的品质，转而从理性的角度诠释道德教育的真正内涵，主张依靠理性力量建立纯粹的道德，即不掺杂任何感性成分的道德。康德所强调的基于理性的道德是对永恒人性的思考，具有超出其个人所处时代的普遍意义。尽管康德的纯粹道德在实践性运用等方面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但他的道德哲学观并没有在众多的质疑声和批判声中沉沦，而是一直保持着巨大的理论魅力，巍然伫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在道德教育陷入形式化困境并缺乏内在驱动内核的今天，康德的道德教育观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璀璨光芒。其道德教育观，尤其是其中对义务和自律的阐发，在一定意义上为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对道德教育由外在规范向内在自发转变以实现真正的“至善”目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义务：道德的至上动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对义务做了详细阐述，认为义务可分为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两种：德性义务“并不涉及某个目的(质料、任性的客体)，而是仅仅涉及道德的意志规定的形式东西(例如，合乎义务的行动也必须是出自义务发生的)。只有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才能被称为德性义务”；法权义务则是“从目的出发，发现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准则”。[2]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依靠主体自我强制；后者是主体之外的外在强制。在此，本文探讨的侧重点是德性义务。 就德性义务而言，康德认为，义务有“出于义务”与“合乎义务”之别，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被认为是道德的，而合乎义务的行为，不论其结果如何，都称不上是道德的。于此，康德将义务归结为三个命题。 第一，“只有出于责任(义务——笔者注)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3]这一命题从质的规定性上限定了道德的范畴：真正符合道德内在要求的是出于义务的行为，而非合乎义务的行为。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个体的行为没有目的、动机的附加，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一种自觉和应然状态下的行动；合乎义务的行为，是指个体行为的结果受到爱好或其他目的性意图的驱使，具有明显的功利趋势。前者完全是受自身理性的驱使，而非受到外界任何环境因素和目的的影响，是纯粹的义务，或者说是为了义务而义务；后者尽管可能有善意的结果，如商人在交易中童叟无欺、公平买卖，但是其原本目的或动机却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这种看似善的行为称不上道德的行为，只有当他本身认为其售卖行为理应做到童叟无欺、公平交易而不论结果如何时，才能彰显出道德价值。 第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规定的准则”。[4]这一命题从量的规定性上说明了道德价值的多少与欲望、目的对象无关。康德所要强调的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并不以行为对象的实现作为评判标准，在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时，不能够将引起该行为的目的纳入考虑范围；决定行为道德价值的是行为所遵从的原则规定性的多少，包括主观原则与客观原则的量的规定。不论如何，“只有实行自己责任的原则或准则，而不管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才能给予行为以道德价值”。[5] 第三，“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6]这一具有综合性的命题表明，真正道德的行为，其必然性取决于理性规律。理性规律就是成为普遍规律的绝对命令，尊重法规和规律的意志是最为根本性的。根据规律的内容，义务的强制性要求行为与客观法则具有同一性，同时也要求主体具备履行义务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履行是对主体意志的要求，它不仅仅出于爱好等经验动机，而且还出于义务动机。 在对义务命题陈述的基础上，康德将义务视为道德的动机，并赋予其至上的地位。但在康德之前的思想家中，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将义务直接作为道德的动机，他们大都倾向将善或者至善作为道德出发点或最终目标。康德打破了传统的思维理路，用义务而非善或至善作为道德的动机，将义务动机提升到至上的地位，而且还对善、义务与动机之间的关联性及其递进关系进行了剖析：善并非动机→法则是使义务成为动机的根源→道德律将义务推向至高。 善不是作为动机而存在。康德认为，那些关于善的理论都是从目的论出发，将善作为目的来进行理解，这种理解具有缺陷性。正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言：“只有联系到这些目的，完善(我们自身的内部的完善或上帝的外部完善)的概念才能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7]通过预期的目的，“完善”才能规定意志。而“完善”对于意志而言，只是一种经验、一种质料，不能构成纯粹理性实践原则中纯粹化的前提。当然，康德并没有完全否定善，他也强调德性和幸福的完美结合，即道德的最高境界与至善有密切的关联。 法则的存在是义务成为动机的根本原因。康德明确指认，对于内在或外在行动的任何立法而言，都不能够缺失法则与动机两个维度：法则在客观上把应当发生的行动体现为必然，使行动成为义务；动机在主观上把对行动的规定根据与法则必然性关联起来。法则、义务与动机三者的关系是：“法则使义务成为动机。”[8]但值得提出的是，法则仅仅只是在动机领域嵌置了义务，并没有给义务至上的地位，义务的至上性客观要求道德律的责任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