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14-01-13 [中图分类号]D63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4)01-0051-10 近年来，医疗史研究领域对“现代性”(modernity)多有讨论，涉及主题主要集中在对现代性预设的批判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问题等方面。19世纪以来，西方知识与制度不断侵入中国，中国精英阶层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挑战。如以梁其姿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当时精英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往往采取简单的二分法来处理西方文化、经济与军事侵略为中国带来的困境，也因此流于极端。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或现代化以扭转国势，西方现代科技与制度的优越性无保留地被肯定。另一方面，对显然具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则采取激烈的反抗、排外、丑化。”[1]简单地说，面对现代化挑战，中国精英阶层中存在着“西化强国”与“民族主义保国”两种矛盾。 这两种意志固然水火不容，中国近代也曾因全盘西化问题引发过多次论战。但笔者在考察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关于1930年收回海港检疫权的论述时发现，西化与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以其独特的策略性展示出混合论述的特点。伍连德本身因为独特的华侨身份，使得他兼具华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能力，对于收回海港检疫权这一事件，伍连德在面对不同的受众时，他的话语系统都在随着语言自觉进行转换。在面对华人时，他习惯用汉语并以“外人干涉”、“争主权”和“雪耻”等宣称来证明中国收回检疫权的合法性；而面对西方用英语表述时，他绝口不提民族主义口号，而转用“现代的”一词来论证中国海港检疫自办的专业性，并从对抗性立场转为合作立场。①在伍连德身上能够清晰地辨别出“本土意志”和“外来意志”两条线，中国近代海港检疫制度就在这样的双重话语共同作用下产生。② 一、海港检疫权收回前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现代的海港检疫历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厦门，当时是为了应对暹罗和马来亚爆发霍乱的威胁。[2]1873年7月，曼谷发生霍乱的警告传到了上海，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Dr.Alexander Jamieson)草拟了4条暂定检疫章程，并且针对所有从暹罗驶来的船只实行检疫。[3]厦门海关医官万巴德医生(Dr.Patrick Manson)在确认英属海峡殖民地爆发霍乱的消息后，也针对有疫港口船只实行了检疫，乘客在进入内港之前都会经过检查。[4]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对暂定检疫章程进行了修订，扩充到了8条。该章程规定：“凡传染疫之指定，应由海关监督及领事团定夺之。迨传染疫定后，辄由海关监督，通知海关理船厅及吴淞主任官……检疫医官应编制报告，以报告理船厅及其长官与关系领事官……凡有违犯此章程者，应由各自国家长官处罚。”[5]由此，海关掌握了海港检疫权，而外国领事团也借口治外法权对中国海港检疫事务横加干涉。 中国各个港口虽然此后相继开办检疫事务，但检疫权大多操纵在外籍医官手中。必须提到的是，在1930年之前的时间里，港口医官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缺，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移民港口——汕头和厦门，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过程中，疫苗注射证明是必备证件。每个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轮船离开港口，医生能够从每个乘客的身上捞取1美元，而医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认为是其合法规费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此位的医生来讲，其收入规模之可观，是可以想象的。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和《柳叶刀》(The Lancet)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转手厦门和汕头“肥缺”的广告，开价为5000～6000英镑，并且竟然还允许分期付款和一次结清两种付款方式。[6] 对于此种情况，中国社会多将其看作一种奇耻大辱，而最让上海人直接感受侮辱的是吴淞口外崇宝沙设立的检疫站。1904年，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称，检疫“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夫验疫处为吾国所设，而犹蔑侮华人，使行旅视为畏途，无怪乎华工华侨之远涉重洋而受彼虐待也”。[7]就检疫人员生硬、粗暴的态度，一位亲历者痛诉道：“检疫人员时用手猛插旅客肘下及股际私处，如站立不牢，几至倾跌，或令含玻璃管以验热度，稍有疑似，即拘至院内监禁。甚至还有检疫人员令旅客鱼贯绕走一二周，以为笑乐。如脚步稍觉滞缓，则被视为有疫之人。无病之人常被查验人员说成有病，强行送到隔离病院。至查验妇女，尤惨不忍言，曾有及笄少女被其拘去，该女紧牵母衣，呼号欲绝，后经该船买办说情，始准其母随往医院”。[8] 中国的上层精英们，因此早有收回检疫权的想法，如郑观应在1904年③致书南洋商务大臣李兴锐时指出，外国检疫医官常常苛待华人，希望能由中国医生主持检疫。“然我华人无论上下官绅妇孺，在房舱、统舱者，皆须分班站立船面，鹄候西医上船察验。时闻有官绅致被凌辱，视同奴仆，甚至无病而强拉上岸入医院，用硫磺熏蒸其衣服者，不胜枚举……幸长江轮船今日已停止验看，而众商仍嘱代乞商务大臣，饬于上海道及税务司，或变通向章，嗣后凡各舶华客，准归华商公举有名华医到船查验，庶言语相通，疾苦可问。伏想上海洞悉中西医理之华人颇多，堪以聘用，况以华医验华客，同文同种，不致受人凌辱”。[9]李兴锐在当年回复张之洞的公文中也明确表示要收回上海检疫权，他认为“此举本系中国自有之权，从前办理失当，所拟章程烦苛扰累，一切听命于洋医，流弊滋甚，亟应设法挽救，应饬两江通省洋务总局司道，会同各关道详核原案，参仿北洋办法，另议妥善章程，禀候本大臣核夺办理”。[10]可惜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其就在当年去世，人亡政息之下只空留下“勤恪”的谥号与遗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