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抗战时期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推进，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日趋客观公允。相对而言，有关抗战本身的军事史研究略显滞后，如对正面战场的探讨，还偏重于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过程描述，而对军队的组织形态、指挥运作、战略战术、作战能力、教育训练、官兵人事、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士兵的招募与兵营生活，以及战地和后方的党政军民关系等，深入系统的实证探讨尚不多见。史实方面，尚有一些基本的面相模糊不清。资料方面，有些常见的、重要的史料亦未为学界充分利用。 最近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①三人的日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即已公开出版，然而学界关注者似不多。三人日记的共同特点是记事翔实、坦诚，不仅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见闻和心得，还记录了交往人群的言论与见解。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因阅读手稿本的“不快”，笔者在数年前虽多次检视，但每次都未能耐心通览。此次下定决心才将其通读完毕。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本文是在读完三部日记之后所作的一篇读史札记，主要选取战时国军较具普遍性而尚未为学界关注或关注不够的若干面相有所呈现，有所补充，并非一篇全面论述抗战时期国军特质的论文。② “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③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提及战争与军事的很多细节和细致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见到的。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④；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⑤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⑥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国对外作战情形，大略皆类此，不过中国之高级长官技术特为巧妙。”⑦作为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自然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运动”各方为其宣传，“预祝胜利”。徐担心其“过甚宣传”，因“我宣传过甚，敌欲罢不能，徒增其对我努力”。他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⑧但薛岳不仅没有中止，反而进一步“扩大宣传”，“有不能抑制之势”。徐永昌日记载：“(第九)战区方面竟径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⑨ 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如徐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