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革命”①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它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然而，纵观历史中的革命，没有一场是完全脱离传统而取得成功的。相反，成功的革命总是在利用传统，包括“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或节令，来赢取群众支持”②。中共革命亦是如此。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最隆重、最喜庆、最盛大的民俗节日当属春节，千百年来围绕它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集中展现了乡村社会的传统内涵，历代民众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这些活动，享受并传承其文化内涵。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多种需求，中共不断强化着革命动员的效果，然而要将自身政治理念灌输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动员对象，并成为他们的内化力量进而自觉地支持或参与中共的革命事业，的确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为此，中共不断地寻找两个世界——农民传统习惯与革命动员之间的交叉点，探索政治理念向乡村社会传输的所有途径。在此过程中，春节以其极高的民众参与度、极深的社会影响力进入中共的革命事业之中，成为连接中共与民众的渠道之一，承担起中共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的功能。 目前，中外学界关于中共革命动员的研究论著很多，特别是农民何以支持中共的研究，如中国学者李金铮总结了迄今国内外在农民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问题上的成果③，研究视野也较宽泛，不再赘述。但是以民俗节日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见④，鉴于此，本文以民俗节日——春节为研究对象，既考察中共围绕它进行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以实现革命动员目标的过程，又考察它作为乡村民俗文化载体在外力侵入时所发生的变化，这对理解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中共何以取得革命胜利或有裨益，对探究近代以来乡村民俗文化的演进形态或有启示。 一、春节的革命化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民俗节日，也是集中体现中国乡村文化的节日。它以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内涵承载了民众对于祈福、避祸、团圆、放松、希望等追求。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春节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对于乡村家庭来说，春节无疑是一个祈福纳瑞的节日；对于乡村民众来说，春节无疑是一次释放感情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种种年俗和心性，种种功能和效果，充分显示了春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民俗形态，也显现了它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功用。抗日战争前，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春节基本处在一个较为固化的民俗形态中，延续着已有的民俗传统。分析抗战前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春节可以发现，它至少具备节日活动丰富多样、节日时间跨度较长以及民众参与度较高等三个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春节在华北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不可取代，它不仅仅体现并传承乡村习俗文化，还影响甚至主导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春节具有其他任何民俗节日无法比拟的影响大、基础深的鲜明特点。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深入华北敌后，革命力量逐渐渗入乡村社会，为获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支持，中共政权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革命理念，逐渐发现了春节所具备的鲜明特征，开始利用春节开展革命动员工作。于是，延续传统民俗形态的春节遇上了来自外部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逐渐地革命化。 春节处于农闲季节，时间跨度长，各种活动民众参与度高，是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的大好时机，因此边区各级政府将春节作为“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密切军民关系、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最佳时期，无不竭力以革命的文化思想为武器，加强抗战信念，开展宣传工作”⑤，希望借助这个民众心态放松平和的闲暇时光，使“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⑥。为确保该效果达到，边区政府的宣教部门在春节来临之前会制定详细周密的宣传大纲与计划，有明确的活动和时间安排，并以文件的形式逐级下发，确定了宣传中的政治导向。 检视边区各政府春节期间有关宣传工作的文件和通知，可以发现其内容围绕时局变动和根据地发展两个方面展开。有关时局的内容多与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和动员色彩。内容描述多以阐明中共的各种政治主张和揭露政治对手的各种腐败为主，通常是在阐明和揭露之中给民众指明选择方向。1942年的春节，抗日根据地正处于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和敌伪阴谋的时刻，各地宣教部门纷纷将此内容作为春节政治宣传的中心，其中冀南区宣传部的指示指出：“我们在这次新旧年关的宣传工作，主要的应放在开展对敌伪军宣传战上”，着重“群众教育以反扫荡宣传为中心内容，从揭破敌人的造谣，教育群众，加强群众反扫荡的思想准备”⑦。而有关根据地的内容则多围绕政治前途、生产建设和幸福生活等方面展开，且与时局描述中的揭露批判风格相反，它更多的是歌颂和赞美。在太行区党委的一份春节宣传材料中，根据地被描述为民众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物价便宜生活舒适、有自己的武装、精神生活充实的“幸福乐园”⑧。当然，这种“幸福乐园”式的描述不仅仅是太行区一个地方，在当时极具普遍意义。为保护这份幸福，中共则进一步引导民众要弄清楚“靠谁翻身，靠谁吃饭，现在的天下是怎样得来的，要饮水思源”⑨，政治宣传、革命动员的意图尤为明显。 不言而喻，中共在春节期间开展的宣传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向来不是虚幻的，不是观念化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需要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宣传技术运作。有关春节宣传的政治指令下发后，边区各级政府便积极行动起来，组建春节宣传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统一部署政治宣传工作，采用文字、口头和娱乐等形式展开宣传工作。当带有鲜明政治导向的宣传内容通过各种形式渗入根据地各个角落的时候，一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舆论氛围便慢慢形成了。在这个氛围里，乡村民众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认知发生变化，开始“从自己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的构成的认识出发，制定理解的框架”⑩，尤其当身处边区的乡村民众感同身受中共政权种种措施所带来实惠的时候，这种政治宣传的效力便愈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