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关于党史国史的历史性文献。党在历史决议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在党史国史问题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历史决议的酝酿、发起、起草与通过,以及在起草过程中的民主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史料分布集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此进行系统地整理与研究,不仅要深入发掘,而且要历史地探析史料的产生、史料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以进一步廓清起草历史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脉络,还历史本源。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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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20;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4-0015-15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或“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回顾党成立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并发挥了统一全党对党史国史的认识、团结一致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历史作用。就党史国史研究而言,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史国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推动了党史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兴起与发展。其中,关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党史国史研究中具有“显学”性的专题研究领域。

       第二个历史决议自通过并发表以来,有关史料特别是文献档案和回忆性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陈云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思想年谱》《邓小平思想年编》和《陈云年谱(1905—1995)》,以及《胡乔木文集》第二卷、《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和《胡乔木书信集》等的出版,为廓清决议酝酿、发起、起草和通过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根据,主要表现为主持和参与决议起草者的思想史料、决议文本史料等,并形成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的基本格局与主体面貌。酝酿、发起和起草决议的基本立场、指导原则与方法及其形成和贯彻,以及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及其形成和发展,构成起草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基本脉络与内涵。然而,相对于决议起草工作的长时段和复杂性来说,有关史料特别是思想史料的整理仍显大略,有的还是空白;档案文献有待进一步发掘;已有研究中也存在史料使用重复、矛盾或错讹之处,一些史实需要新的史料佐证。本文试图系统地整理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辨析史料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厘清起草决议的若干思想认识的形成与发展。

       一、关于邓小平酝酿、发起和主持决议起草工作的思想史料

       在关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中,主持、指导和参与起草者与决议之间的历史关系受到普遍重视,研究成果也愈来愈丰富,由此邓小平、陈云和胡乔木等在起草决议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清晰。其中,关于邓小平与决议的关系问题,现存有三种基本观点:一是邓小平主持起草决议①。与之相一致,有观点还认为,邓小平是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直接主持者②。二是决议是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③。三是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决议起草工作④。其中,有观点进一步强调,胡耀邦自始至终参与主持了决议的起草和发表,“因为没有公布有关档案资料,人们还知之甚少”⑤。这些观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认识问题的角度、反映决议起草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没有实质性矛盾。其中,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主要表现在指导决议起草的思想上的一致和互补。邓小平在决议起草中举足轻重,处于思想指导和工作主持的地位。

       (一)酝酿、发起决议起草工作

       从粉碎“四人帮”到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酝酿、发起阶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穿其中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阶段,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史料,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在1981年7月青岛市领导干部会上作的学习决议报告中,列举了邓小平的8次书信、谈话和讲话⑥。这是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⑧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等出版之前的一种概括。其依次是:(1)1977年4月10日致党中央的信,中共中央予以转发。(2)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3)1977年8月18日在党的十一大上作的闭幕词。(4)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1978年11月27日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6)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上的讲话,其讲话精神被吸收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7)1979年3月3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8)1979年9月4日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其中,上述(2)、(4)和(7)分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从酝酿起草决议起,就主要围绕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展开。

       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等的出版,龚育之循着上述思路,在决议发表20周年之际的访谈录中又补充了邓小平有关谈话、讲话共8次⑨:(1)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1977年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3)1978年5月30日同胡乔木等就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收录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⑩。(4)1978年7月21日同中宣部负责人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1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5)1978年7月22日同胡耀邦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谈话,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12)。(6)1978年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就理论问题的谈话(13)。(7)1978年9月13日至20日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几个地方和天津讲思想路线和高举旗帜问题,其中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8)1978年10月14日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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