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历史几千年，绝大多数时段是在延续着以往的发展轨迹，在平淡、无奈、沉闷和保守中度过的。但是，却有少数一些时段，人们的生存、生活和思维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来的轨迹中断，进入新的轨迹，即人类文明形态的发生“转型”。当下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整个人类的文明形态转型的引擎，并从根本上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开始频繁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定义其制度性质和发展阶段。近年来，“制度转型”成为中国一个广为流行的关键词，解释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种种新现象。本文力求回答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文明转型和中国现行的制度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明形态转型、思想文化形态转型和制度形态转型 支撑人类历史的主要是文明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文明形态是最根本的，其次是思想文化形态，再次是制度形态。这是因为文明形态就是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即民众为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是渐进的，具有超越空间限制的趋同性和稳定性。思想文化形态是活跃的和多元的，即使在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思想文化形态也会发生突破。例如，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思想文化并没有停滞，时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和进步。至于制度形态，主要是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因为需要改变现实利益结构，所以通常和战争、革命等暴力形式的介入联系在一起。 但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导致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因素，分为“外生”和人们非预期，“内生”和人们预期的两大类。 人类文明形态受到“外生”的和人们非预期因素影响的事例俯拾皆是。如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至于影响人类的文明形态的“内生”和人们预期影响的事例，集中表现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人类的自觉和主动行为。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有三次：第一次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机器革命和动力革命彻底完结了中世纪。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和卫星为代表的能源和空间革命。原子能开辟了新能源，卫星实现了空间突破。人类利用能源和空间的范围得到巨大拓展。第三次是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革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世界不断走向破碎和分裂，人类需要理性和公正地组合全球经济力量、思想力量和文化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发生互联网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联络，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人类自觉和主动地解构和再建自己文明形态的意愿，成为可能。 为什么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意义如此之大。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可以最终改变人类获取和分配资源的方式，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提供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系统的技术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惟有通过技术创新，方可以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和创造新的结构，实现“产业突变”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改变的都是人们生存的时空状态，或者说是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时空范式。也就是说，相比较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技术创新改变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更重要，是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引发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一个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新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工业革命所建立的传统的工业体系支撑着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美国著名电影《飘》，其副标题——“文化随之飘逝”，通过浪漫的爱情故事和充满暴力的南北战争，告诉观众的是南北战争不仅解放农奴，而且彻底改变了美国文化、历史的传承，具有创新能力的北方工业文明战胜了丧失创新能力的南方农业文明，最终在北美确立以工业资本和权力融合的制度。20世纪后期，因为信息产业革命和后工业产业体系的形成，逼迫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了至少近四分之一以上世纪的持续转型。 相比经济和政治制度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常常更重要。这是因为：思想是个体行为，理所当然的享有和身体一样的自由权利，从来是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最重要起因。人类历史上不论有多少次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人类还是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例如，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不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儒家学说，都以维护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作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思想文化最终影响和改变着制度的选择和转型。人类的文明和历史基于人类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当下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解释中国的制度转型方面，很受西方的“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学派”强调的是市场为核心经济要素，以及国家的、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等非市场因素对历史演变的作用。中国化的制度学派倾向自由主义。“历史学派”则强调每一种经济制度和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关系，支持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中国化的“历史学派”很容易成为“中国道路”特殊论和“中国模式”的支持者。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和大历史面前，“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学说都有太大的局限性，甚至苍白。如本文前面所说，究竟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还是市场、国家、暴力、政治、法律、伦理对人类生存和生活形态影响更根本？更深远？究竟人类文明的趋势是“趋同”“聚合”，还是“分散”“分解”？毫无疑义，是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道理并不复杂，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猪马牛羊、玉米、茶叶、煤炭石油、机器的地位几乎是永恒的。至于人类文明的大势所趋，显现的是“趋同”“聚合”，而不是“分散”“分解”，这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尤其明显。特别需要指出，科学技术创新并非是完全受制于人类的被动工具，它本身具有生命力，存在着自我演进能力和不受控制的欲望，最终决定着人类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