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曾是国际共运史上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当时所谓“右派”①的主要代表之一(姜德昌，1982：99)。伯恩施坦22岁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加入了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从1881年1月至1890年9月，他连续9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的主编，1891年至1901年期间又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常任撰稿人(同时为《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等刊物撰稿)。 在从事这些报刊活动的过程中，他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党内外言论自由问题。伯恩施坦明确主张言论自由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权利，在社会之内和政党之内均努力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是在主持《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他以实际行动坚定地捍卫了编辑部的独立性。恩格斯给予了伯恩施坦主办的这份报纸很高的评价，在1890年《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称赞该报“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欣慰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绝不是党团的传声筒。……‘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恩格斯，1890：89-90)。本文即从社会之中和政党之内两个维度，对其言论自由观念进行介绍与评析。② 二、社会之中：言论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 在社会之中，伯恩施坦认为“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主张言论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 首先，这体现在伯恩施坦对于社会之中言论自由的公开要求上。1891年，在他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共同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将言论自由等权利称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当时，他们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奋斗”，提出了“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1983：128)。1898年，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此问题做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都将归结于此)就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这一法权观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识，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伯恩施坦，1898：313-314)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一个民主社会的多数人不会制定持久损害个人自由的法律，因为今天的多数往往会成为明天的少数，任何压迫少数的法律都会威胁暂时的多数派本身的成员。……在实践中已经表明，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伯恩施坦，1898：314) 其次，伯恩施坦人人自由的观点体现在其对言论自由重要意义的阐述上。他认为，言论自由不仅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工具和策略，而且是工人阶级理应与其他阶级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一旦社会主义者能够获得这种自由，就既能够对社会改革进行检验，又能够与各类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883年，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社论《社会主义和国家》，认为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他在文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启蒙教育、不懈的鼓动和组织，为扩大政治权利和改善物质境况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为达到这一目的加以利用的手段。”(伯恩施坦，1883：37)1884年，伯恩施坦又将他的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驳斥洛贝尔图斯时称：“政治权利本身当然不能充饥，但是工人阶级越是学会使用这些权利，就越能够迫使统治阶级承认他们的存在，对他们作一些让步，考虑他们的要求……并使统治阶级的死敌越来越强大”(伯恩施坦，1884：77)。后来，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伯恩施坦在1897年《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中分析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时指出：“随着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给予和普选权的宣布，已经在原则上宣告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伯恩施坦，1897：99) 最后，伯恩施坦的这种言论自由观念还体现在他在无产阶级获取政权后的坚持上。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执政党、魏玛共和国建立两年之后，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纲领解说》中，仍然坚持其言论自由主张，称“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来保护已经争得的自由。它把民主共和国看成由于历史发展而确定的不可更改的国体，把对这种国体的一切攻击看成践踏人民的生存权利。”(伯恩施坦，1921a：540)与此同时，伯恩施坦还批评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剥夺其他政党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行为。他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中称俄国的前述做法“是思想上一个致命的错误的毁灭作用的例子”，他指出：“在俄国，贫困不断增长，对一切政治自由的压制在继续进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纸得不到发行，资本主义的报纸完全没有，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才能被容许。具有不同思想的人也没有集会自由。自由的经济创造力被扼杀了，而这种创造力对于俄国来说的确需要”(伯恩施坦，1921b：460-461)。 与当时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列宁相比，伯恩施坦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仍主张“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的做法，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向俄国人民许诺了“自由、面包与和平”，称“真正的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公民的所有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Resis，1977)。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却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暂时”和“紧急”措施(例如签署《出版法令》)为由取消了言论与新闻自由，称“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列宁，1983：619)特别是1918年列宁解散立宪会议引发了冲突和国内白卫军的叛乱等，俄共(布)迅速封闭了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调查一切反对言论并予以制裁。俄共(布)“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就封闭或因其他原因停刊了470家反对派报纸。包括高尔基主编的、发表过他所写的‘不合时宜的’系列文章的《新生活报》也被查禁”(郑异凡，2008)。在此问题上，伯恩施坦的观点虽然与当时左派代表人物列宁的观点相悖，但是他与当时左派阵营中的另一代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却拥有共识，并与中派代表考茨基的观点也非常相似。1918年，针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中进行了批评，她指出：“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强调：“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1918：500)同年，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批评俄国道：“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卡尔·考茨基，1918：347)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接受伯恩施坦等人的建议和批评，而是指斥伯恩施坦“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19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