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素养与下一代新闻业 刘海龙（人民大学）/《新闻记者》，2014.4.69~75 比尔·科瓦齐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真相》一书英文版出版于2010年，在书中，两位作者号召新闻工作者超越传统的把关人的隐喻，认为下一代新闻业必须欢迎并且为更具参与性的公民服务。这一转变表面上看是记者或编辑生产方式的变化，实质却是整个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的变化，甚至是新闻定义的根本变革。 现有的新闻生产以媒体组织为基本单位，记者以雇员身份参与其中，这是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规则。随着创办新闻媒体的门槛提高，记者如果不借助媒体的巨大资本，根本无法对社会产生真正影响。在这一前提下，记者放弃了自由发布信息的权利，或者说即使行使这个权利，只要得不到媒体把关人的放行，依然无法对社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一潜在冲突便被“专业主义”话语掩盖过去。但是到了社交媒体时代，当新闻工作者可以不经过自己的媒体组织，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渠道对现实产生影响时，上述被掩盖的矛盾便凸显出来。于是为了维护媒体组织的利益，各媒体机构纷纷制订了社交媒体的使用指南。最早被引进中国并且影响最大的是路透社的规则。其中严格规定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必须使用实名，不得随意发布自己采写的新闻，发布新闻时只能转载官方网站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不得随意发表评论，甚至不能随意“关注”其他用户……这些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媒体组织的整体品牌乃至经济利益，将公众利益放在了第二位。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是大公司制的，将新闻工作者看作企业雇员，但是如果将媒体工作者视为主体，把新闻媒体看成是为新闻工作者提供服务的“经纪公司”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劳动收益的垄断者的话，这些规则的荒谬性便暴露无遗。所以要实现新闻媒体角色的变化，必须要对整个专业理念和经营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一过程会遭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网络“国风”的历史时刻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南风窗》，2014.8.92~94 当代中国转型剧烈，思潮激荡，在时代洪流中适应、挣扎着的人们，在网络上“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与体制媒体正面平稳的宏大叙事相比，以流行语为代表的民间书写在细节叙事间，现实地记录着有体温的公共记忆。流行语不论是从其民间性、现实性和批判性而言，还是从所针对的时代巨变和国家危机来看，都与中国政治文学的经典《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国风》，有着跨越数千年的呼应和共鸣。 当下中国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反讽、不可搞笑、不可谐谑的了，网民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遭遇都通过流行语喜剧化、消遣掉了。然而，细细思考，却让人感到恐怖至极的，恐怕就是大家“假装在娱乐”之后，心知肚明的意会眼神——“你懂的”。与嘲弄一切、解构一切相对应的，是坊间弥漫着的虚无氛围。2010年的“神马都是浮云”终于成为当下过度娱乐化的标签。过度的解构必然导致价值的虚无。“一切向钱看”和“一切为了革命”的摧毁性一样惨烈。“另类国风”盛行，民间话语的无心狂欢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无底线调侃，往往也是社会性“肌无力症”和“道德失忆症”传染的病态表征。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古今中外那些来自底层的语言风俗，都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了先声和集结号，其影响势必超越民俗、文艺甚至政治，升华到民族的记忆乃至国民性当中去。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国风》歌谣背后的“小叙事”渐渐演变成为经学家们关注的“大叙事”，并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叙事”。2008年到2013年短短5年，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底层写作经由传播形成和固化了人们对所处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流行语代表的生活经验形成了民众的中国想象、社会想象和生活常识。当“抗议公权腐败、批判道德滑坡、慨叹民生艰辛”这三类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在流行语里反复被言说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公众自我教育的教材。我们不能将转型期个体行动者自称的意愿相加，就能理解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然而，如果转型期存在任何一致性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相同的价值观和共有的行为期待，它们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待和隐形规则。这正是网络“国风”的意义所在，因为它们提供了民间认知的事实经验和价值判断，即公众行为的逻辑源泉。 用这样的眼光来看2008年至2013年，确实是流行语最疯狂的年代。流行语被民众的接受度及其始终坚守的朴素美好，是我们这个国家精神不灭的源头；它嬉笑怒骂间“深刻的肤浅”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流行语盛行的这5年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一个历史时刻。人们发现：流行语不仅是参与面甚众的语言风俗，更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它是文化转型和意识转变的铸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