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量词（日语中称为“助数词”）是汉语和日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重要特点。汉、日名词均没有单复数的形态标记，量词成为名词数范畴的语法标记，但量词绝非是名词的附属物。Denny（1976，1986）指出，量词虽然不具备实指功能，却具有分类功能，能够对名词的所指进行分类。量词还能够凸显名词所指的特征（Allan 1977）。可见，量词不仅是一种语法现象，而且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量词选择具有理据性，它深刻反映了量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方式和形象思维的特点（何杰2000；金子孝吉2000）。汉语和日语的量词体系既具有共性又存在差异。研究汉-日双语者对日语量词的认知，有助于把握汉、日语量词的特点，揭示汉族和日本民族的思维特色和认知方式，对日语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名词与量词的关系是量词研究的焦点。早期研究认为，量词与名词是约定俗成的关系（郭绍虞1979；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倪宝元1984）。名词与量词的搭配关系源自人们的语言习惯，不具有任何理据性。受此影响，早期研究大多注重量词的修辞作用，忽视量词的语义特征和认知功能；注重名、量组合的形式分析，忽视名、量组合的语义分析和认知过程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从语义、认知等角度探索名词和量词搭配所蕴含的规律，关注量名搭配的认知基础和量词的认知机制（Tai& Wang 1990；Tai & Chao 1994；邵敬敏1993；王明会等1993；石毓智2001；周芍2006）。 近年来，量词认知已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研究者对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中的量词通达机制进行探讨。Schriefers et al.（1990）采用图-词干扰范式考察语法性限定词的通达，发现目标词和干扰词的语法性不一致时反应更慢，揭示出“语法一致性效应”。对语法性一致性效应，有两种不同观点：间接选择假说（Indirect Selection Hypothesis）认为，限定词通达需要的信息来自于内容词，限定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存储在内容词的节点上，语法一致性效应源自于目标词与干扰词在名词语法加工层次上的竞争（Schriefers & Teruel 2000）；直接选择假说（Direct Selection Hypothesis）主张，限定词是直接通达的，语法一致性效应由限定词的竞争引起（Miozzo et al.2002；Costa & Caramazza2003）。从语法性质上看，量词属于限定词。因此，量词通达机制的研究是在借鉴语法性限定词通达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汉语名词和量词的组合中，量词是如何实现通达的？王黎等（2006）采用图-词干扰范式考察了在汉语名词短语产生中个体量词的选择机制，发现了与语法一致性效应类似的量词一致性效应，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名词短语命名中，在名词命名中不存在。这一结果符合间接选择假说，即在名词短语命名中，量词竞争导致了量词一致性效应；在名词命名中因为不需要通达至量词，因而未产生量词一致性效应。张积家、刘红艳（2009）采用图-词干扰范式和启动范式考察了在名词短语产生和名词短语合理性判断中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言语产生中，还是在言语理解中，都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他们提出了个体名词和个体量词的“双系统”和“双向选择组合网络”的观点，认为汉语个体量词的通达涉及个体名词系统和个体量词系统，涉及双向选择的组合网络。个体量词具有十分灵活的通达方式，是直接选择和间接选择的有机结合。个体量词在名词短语产生的早期就得到通达。他们发现，启动词同时激活了名词的信息和量词的信息，启动词对于目标短语中的名词和量词的启动效应相当，趋势相反：随着“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呈现时间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简称SOA）的延长，名词的语义激活在增强，量词的语义激活在减弱。 日语与汉语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日语的数量体系主要来自汉语，深受汉语数量体系影响（玉村文郎1986；奥津敬一郎1986）。随着时代发展，虽然汉语和日语的数量体系（尤其是量词的语义范畴）都有发展和变异，但二者的共通性仍然大于差异性。这种共通性和差异性在量词的分类地位、形态结构、意义用法和选择理据上都有所体现：汉语量词在汉语词类中独成一类，而日语量词是名词的子类；日语量词的大部分都借自汉语量词或名词，只有少数源自古日语或西方语言，因而大多保留了汉字的形态结构；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意义用法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或差异。意义和用法在汉语和日语中基本相同的量词有“个、尾、滴、粒”等；意义和用法在汉语和日语中差异较大的量词有“本、挺、柱、匹”等；汉语量词的选择理据趋向于形体特征和形象色彩（何杰2000），日语量词的选择理据呈现出“生命性＞性质、机能＞形状＞具体性”的特征优先顺序（飯田朝子1999）。毋庸置疑，汉语量词和日语量词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并存，增加了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掌握日语量词的难度。 与汉语单语者不同，汉-日双语者同时拥有汉语和日语两种数量体系。因此，汉-日双语者在言语理解中的日语量词通达机制较之汉语单语者要复杂得多。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理解中的量词通达涉及两个问题：1）在语言理解中，汉-日双语者如何实现日语量词的加工？与汉语量词同形同义和同形异义的日语量词的通达机制是什么？2）在对日语量词的加工中，汉语量词扮演怎样的角色？二者的异同对汉-日双语者理解日语量词将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将汉、日两种语言中词形基本一致、用法重叠度高、共享语义特征多的量词称为“同形同义量词”；将汉、日两种语言中词形基本一致、用法重叠度低、共享语义特征少的量词视为“同形异义量词”。为了探讨汉-日双语者言语理解中日语量词的通达机制，拟采用启动范式分别考察他们在汉、日量词一致名词启动条件和汉、日量词不一致名词启动条件下对日语量词的通达，并检验汉语量词对日语量词通达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