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惠（2012）《天津方言阴平调值的演变过程——兼论天津方言的源流关系》一文认为：“天津方言演变过程中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具有过渡性特点，它的底层是早期通行在这一区域的冀鲁官话，不是移民语言。”对此结论，笔者认为还值得商榷。天津话始终受到周边官话方言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后来的流变现象与其源头应该区别而论。究竟天津话是不是移民语言？其“另类”个性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天津话的底层该怎样判断？本文拟对这些有关天津话源流的焦点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明代天津卫人口来源的历史考查 1.1 明代前期相关的移民情况 王临惠（2012：69）根据《中国移民史》（曹树基，1997：60）中关于明初洪武时期凤阳府大量输入移民的叙述得出结论： 从史料和相关成果中可以推断，明初的淮北不具有向外输出兵源的能力……若以明代宿州一带的方言作为天津的母方言不能令人信服。 关于“明代宿州方言是否为天津的母方言”后文将讨论，这里先谈移民问题。通读《中国移民史》（曹树基，1997），其中有如下叙述： 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朱元璋创设了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大抵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军士皆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世袭，卫所军人的家属必须随军……明朝前期，本籍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北方，这样就造成军籍移民的超长距离，构成明代移民历史的独特篇章。（曹树基，1997：7-8） 洪武期间作为首都的京师（南京）和作为中都的凤阳府军籍移民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类的移民活动只有永乐年间对北京和顺天府的移民能与之相提并论。（曹树基，1997：77-78） 由于永乐时期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城和顺天府境成为移民的重点。军籍移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民籍移民。……首都的北迁，使得南京城成为此次移民的一大输出地。（曹树基，1997：372-373） 归纳以上引文得出两点： 1）明初军户制规定异地从军，北方卫所的军人须来自南方，而且家属必须随军；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屯移民。 2）明朝前期有两次特别的大移民潮：洪武年间（1368-1398）主要由江浙一带移至京师南京及中都凤阳府；永乐年间（1403-1424）因迁都则由南京（南直隶，辖今江苏、安徽）移至北京、顺天府。 显然，洪武年间的移民与永乐年间的移民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天津三卫来自哪里呢？ 1.2天津三卫的来源 “天津”地名始于明代，朱棣登基为皇帝即为之特意命名（南炳文，1984：440-442）。天津是新首都北京的门户，处于漕粮北运京城的咽喉之地，须重兵把守。《明史·志第六十六·兵志二》（中华书局，1974：2219）：“永乐初改调天津卫，已下添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据《天津简志》（1991：1382-1383）记载，天津三卫相继设立于1404、1405、1406三年，其间1405年筑天津卫城。 《天津人口研究》（高艳林，2002：9-10）中指出： 永乐初年天津三卫的军户移民数大约在40，760～59，733人之间，他们是大批量到天津的最早移民。天津三卫军籍名册已亡佚，辗转保存者惟官籍309家，其中指挥使44人，千户92人，百户161人，镇抚12人。他们移住天津前的原籍（原文有列表，省略）从省份上来分析，来自安徽的最多，有84人，占总人数的27.19%；来自江苏的居其二，56人，占总人数的18.12%。 由上可知，据遗存名册永乐初天津三卫309位军官中来自安徽、江苏的比例占45.31%。 另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第68册）中详细记载了嘉靖末年（1560左右）天津右卫百户以上军官姓名及籍贯目录表（1-6页），以及明朝二百多年间天津右卫各代世袭军官的姓名籍贯（7-87页），据此列表统计如表1、表2（见下页）。 由此可见，嘉靖末年同代91位军官46%来自南京，而历代世袭军官总数681位中41%来自南京，两种计算的结果比例差别不大，平均43.5%，可见天津右卫在明代二百多年间一直稳定驻扎于天津卫。 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仍然沿袭明代旧制，天津卫军事建置不变。康熙三年（1664年）《新校天津卫志》（13-15页）中“户口”章节里记有297位天津卫军官的籍贯地，理由是“……当年远调来津立城定赋，其来历不容泯也，故于户口例复志籍贯”。除了籍贯地无记载的13位、存疑的3位，余281位的籍贯统计比例见表3（详表参看曾晓渝，2010：5-6）： 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并为一卫②，因此《新校天津卫志》中记载的天津卫军官包含原天津三卫的，军官中明代南京籍的占48%，与嘉靖末年天津右卫南京籍军官46%的比例差不多，这可旁证当时天津卫、天津左卫军官的南京籍比例也与之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