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汉语母语者在习得英语语法的过程中，在产出如例（1）a这样的句子时，经常会丢失屈折词缀“-s”或“-es”，变成例（1）b，但一般不会说出例（1）c这样的句子（Dulay & Burt 1974;Bailey et al.1974;常辉和李锡江2009）。 （1）a.Sam often drinks beer. b.*Sam often drink beer. c.*Sam drinks often beer. 例（1）b这种屈折词缀丢失的错误，是形态错误，而例（1）c这种外在语序上的错误，是句法形式错误。 汉语母语者在进行英语学习时，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屈折词缀丢失的形态错误而不会出现语序错乱的句法形式错误，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在理论研究上，Beard（1987，1995）提出了“深层句法—表层形态分离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形态系统与句法系统的关系只是单向的，丰富的形态能导致句法移位，但形态贫乏的语言中照样可以有句法移位，形态和句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Lardiere（2000）在讨论功能语类特征在形式上的映射时，把深层句法特征称为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把表征形态特征简化为形态特征（morphological feature），①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们常常把Beard的假说称为形式—形态的“分离假说”（Separation Hypothesis）。 在行为层面研究上，Lardiere（1998a，1998b）跟踪研究了中国儿童Patty学英语的情况达八年半之久，从Patty那儿收集的语料是她在自然环境中讲的英语。在Patty说的英语中，动词的屈折变化数量远低于一般研究中得到的标准，在调查中发现，在需要使用过去时的限定性句子中，Patty实际使用过去时的比率很低，在整个八年半的时间里大约只占34%。然而，数据显示，Patty的中介语语法已经具有了功能语类的正确特征，在Patty的话语中，主格代词总是充当限定性句子的主语，宾格代词总是用在需要宾格的地方，包括在非限定分句中，也就是说Patty产生的话语中代词格的分布是绝对正确的，她没有出现句法形式上的错误。 理论研究和行为研究说明二语者的形态加工和形式加工是可分的，那么二语者的形态加工、形式加工在大脑中是由相同的脑神经机制负责还是由不同的脑神经机制负责？这受到了二语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关注。 在二语加工的神经电生理学研究上，很多研究者关注形态错误加工的研究（Ojima et al.2005; Tokowicz & Mac Whinney 2005; Rossi et al.2006; Hahne et al.2006; Osterhout et al.2006;Chen et al.2007; Keating 2009；Gillon-Dowens et al.2010; Foucart et al.2012），这与被试所掌握的两种语言都具有形态有关。也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句法形式错误加工的研究（Weber-Fox & Neville 1996；Hahne & Friederici 2001；Hahne 2001; Rossi et al.2006; Steinhauer et al.2006; Bowden et al.2007）。少有研究者在同一个实验中进行形态和形式两个层面的研究（Rossi et al.2006）。②在研究结论上，Steinhauer et al.（2009）综合了前人的形式加工和形态加工研究，认为只要二语熟练程度够高，形态错误和形式错误会表现出相同的脑电成分，形态加工和形式加工有着相同的脑神经机制。 最近的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母语的不同对二语的加工有着很大的影响（Mac Whinney 1997; Tokowicz& Mac Whinney 2005; Osterhout et al.2006），如果被试的母语和二语相似程度很高，那么二语的形式加工、句法加工与母语加工会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在之前的研究中，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一般都属于印欧语系语言，形态比较丰富，结构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以研究者往往得到了二语的形态加工和形式加工有着相同神经机制的结论（van Hell＆Tokowicz 2010）。 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③的语言，研究汉语母语者英语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情况对丰富二语的神经电生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ERP手段进行汉语母语者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对比研究。在具体的实验方法上，将形态正确句、形态错误句进行对比得到汉语母语者形态加工的相关脑电成分，将形式正确句、形式错误句进行对比得到汉语母语者形式加工的相关脑电成分，然后根据这两类加工的脑电成分进行分析、对比、讨论，说明汉语母语者英语形态加工、形式加工的关系——是具有相同的脑加工机制还是具有分离的脑加工机制，进而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