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为+戮”结构的性质和“为”成为被动标志的条件

      一、问题的提出

      先秦汉语有“为戮”一辞，研究者把它定为“为+v”结构，认为是被动式，[1][p44、259]、[2][p424]、、[3][p169]也有人认为“为戮”是“为+n”结构，是判断句（或述宾结构），不是被动式。[4][p160-161]若把“为戮”看做“为+v”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在先秦可扩展为：为+n+v、为+n+之+v、为+v+于+n、为+n+见+v、为+n+所+v、为+n+之所+v。汉代出现的“为所+v、为+n+所见+v、为+n+之所见+v”等，则是“为+v”格式的进一步扩展。

      对“为戮”结构的不同认识，源于对“为”和“戮”的不同理解。将“为”理解为动词，将“戮”理解为名词，解释为“戮的人”，“戮的对象”，则认为“为戮”不是被动式。一般认为这种说法始于《马氏文通》，马氏云：……犹云‘卫太子为江充所败之人’……‘江充所败’乃‘为’之表词耳。”又云：“‘道术将天下裂’。‘天下裂’一读，即‘天下所裂’也。‘天下’，‘裂’是起词，其止词乃‘所’字，隐而不言。‘为’字先乎读而为断词。”吕叔湘先生支持马说，他说：“文言有‘好人为坏人所累’的说法，等于白话说‘好人被坏人连累了’，‘所’和‘为’连合起来抵得一个‘被’字。但这里的‘所’字并没有表现一种新作用，‘所累’只是‘所累者’，‘为坏人所累’就是‘成为坏人所累之人’。至于‘被坏人累了’本来作‘受坏人之累’讲。所以，虽然就意义而论，两句铢两悉称，就结构而论，两句并不相同。”[5][p160]李人鉴支持马说，并有所证明，他说：“‘为’字是动词，不是介词，也不是什么联接词。‘所’字是结构助词，是用来构成名词性的‘所’字结构的，决不是动前助词，也不是什么他动词的词头，因此也就不能说‘所……’仍旧是个动词。”[6]俞敏也支持马说，他说：“‘甲为乙所杀’本来是‘甲成了乙杀的对象了’，可以用来表示被动的意思，要说句子结构还是判断句。”[7][p165]

      若将“为”理解为助词或介词，将“戮”看做动词，则认为是被动句。黎锦熙、杨树达、王力皆持此说。

      也有综合二说的，认为先秦至汉的“为戮”是述宾结构，“为”字是动词，魏晋以降则发展为助动或介动结构，“为”为助词或介词（跟动词者为助词，跟名词者为介词）。如方有国。[8][p48]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的认识？源于古代汉语的“体用同辞”，即名词和动词是同一个汉字，或者说同一个词。由于名词和动词是用一个字来表示，把它看做名词时，就是述宾结构，把它看做动词时，“为”就是助词，表被动。

      体用同辞是上古汉语词类的显著特点，如“困”，在“不废困窘”（《尚书·大禹谟》）中为名词，在“汝不忧朕心之攸困”（《尚书·盘庚中》）和“困蒙”（《易经·蒙》）中为动词。又如“禽”，在“田有禽”（《易经·师》）中是名词，在“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是动词。还有“获”，在“实获我心”（《诗经·邶风·绿衣》）中是动词，在“随有获，贞凶”（《易经·随》）和“学于古训，乃有获”（《尚书·说命下》）中是名词。

      上文的“困、禽、获”诸词如果用作动词，皆可带宾语，带宾语的动词大多有被动用法，即不带任何标志的意念被动。当它们用作被动时，“为禽”、“为戮”、“为获”的“为”似乎是多余的，即没有“为”字，原句的被动意义也已表达。“戮、禽、获”等词如果带宾语，是主动用法，如果不带宾语就是被动用法。戮某人，禽某人，获某人，是主动用法，某人戮，某人禽，某人获，是被动用法。根据上下文，读者大多能正确理解句子中动词的用法和意义。“为”字成了多余的。既然是多余的，如何解释？训诂学家有一常用的杀手锏，凡不能解释的都归于“助词”，所以古汉语语法书中的助词特别多，尤以《经传释词》为最。既然是助词，助什么？助被动，万事大吉，善哉善哉。

      然则真的万事大吉了吗？

      如果将下面例证中的“为”字看做助词，将遇到结构和逻辑上的困难：

      《左传·襄公十四年》：“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方有国说：“子鱼的三句话是一口气说出的三个并列句式，句子结构相同，三句中的‘为’字用法一致，‘为背师’、‘为礼’的‘为’不能解为‘被’义助词，因此，‘为戮’的‘为’也不能解为‘被’义助词。这三个‘为’都是动词作述语，与其后面部分组成三个述宾结构。”[8][p48]

      方氏共举了8个例子，证明“为+v”、“为+n+v”等句式是述宾结构。并认为“为”是动词，v或n+v是宾语。

      我们同意方氏的分析和判断，但不同意将“为”后所谓的“v”看做动词，而应看做名词。所谓“为+v”结构，实际上是“为+n”结构，“为戮”的“戮”在结构中是名词而不是动词。所以，“为戮”结构的性质仍有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