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贬抑性习语构式看构式化的机制 ——以“真是（的）”与“整个—个x”为例 通过对“真是的”与“整个一个X”的分析可知，即使是不可推导性很强的构式，也能找到一些形式与意义之间系统性的、可论证的联系。有时，一个构式形义之间的联系甚至是多源的。不可推导性是一个连续统，构式与构式之间，尤其是构式与其组构成分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不可推导关系，只有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显性联系与隐性联系的区别。诚如沈家煊（2000）所认为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往往既不是完全任意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这种理据性并非存在于共时平面上，而在于历时的变化中。在整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语境与使用频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为语境的协助，使得语言符号的不断趋简成为可能，同时也不断促成了新的优化关联的出现。从一个旧优化关联到一个新优化关联。这是形式与意义的不可推导性程度加强的过程，也是新构式产生的过程。贬抑性习语构式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其中任何一个构式的形成都离不开这两个因素，两者缺一不可。它构式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言语活动如何改变一个语言形式的心理地位。这些构式与语言系统外的实际使用活动没有清楚的界限，并且随时被言语使用活动强化、调整、充实，以适应新的需求。其中的规律性需要我们深入发掘，透过现象找到本质。毕竟，语言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世界汉语教学》，2012.4.520～530 农民工子女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及启示 盛林/沈楠 在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分别考察了被试者在五种不同的交际场合中，普通话、南京话、家乡话的选择和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的交际场合，被试者对于语言的选择也不尽相同，但是这种不同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得知，越是正规的场合，被试群体越倾向于选择正式的语言变体。 从调查结果看，农民工子女不但具有多语能力，而且非常清楚不同语言的不同交际功能，能够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灵活地选择不同语言，如家乡话是内部语言，和家人交流时使用，普通话是外部语言，和社会交往时使用。这就表明，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群体，从农村移民至城市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大多具有多语能力，而且他们对于不同语言的不同功能有着准确的定位，能够熟练地根据交际场合进行语码选择和语码转换，也就是说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具备较强的驾驭多种语码的能力，具有较好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伴随着从农村移民至城市、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能力迅速提升，这不但表现为掌握的语言数量增加——由最初绝大多数只会说家乡话变为大多具有多语能力，普通话能力大大提高，也表现为根据不同场合选择语码转换语码的能力大大增强。他们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和他们移民城市、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密切相关的。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语言能力的大幅提升就是农民工子女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结果。在语言方面，农民工子女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相比于他们的父辈要快得多，也要成功得多。 《南京社会科学》，2012.11.74～7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