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3)03-0217-05 1957年以前，我国共有三条商品流通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同时，个体小商小贩依旧存在。但是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兴起，我国的商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社被合并到国营商业里面，集市贸易被关闭，小商小贩不允许存在，只剩下国营商业一条商品流通渠道。但是这位群众生活的“管家人”并没有起到服务人民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三年大跃进期间，我国的商业陷于停滞状态，商品市场极为紧张，日用工业品和粮食、副食品等倍感短缺。 面对粮食、肉禽蛋、食用油、棉花、蔬菜、日用工业品等生活资料的匮乏局面，从1961年初开始，毛泽东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进而制定正确的调整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对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其中，胡耀邦、李先念、邓子恢对农村商业状况的调查颇有历史价值，因为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大跃进期间农村商业的弊端，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 一、胡耀邦：青年魁首来到白山黑水之间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以后，胡耀邦率领工作组到辽宁进行调查研究，回京以后于1961年5月5日向毛泽东递交了几份调查材料，其中一份名为《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材料，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点： (一)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商业搞得很糟 1.在农副产品的收购方面 胡耀邦发现国营商业对农副产品采取了“统光购净”的做法。 当时国家将农副产品分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对第一类农副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计划收购，对第二类农副产品如烟叶、麻类、生猪等实行统一收购。同时规定在对第一、二类农副产品进行收购时，要给农民留下自用的部分，但是基层商业部门往往把收购计划指标定得太高，给农民留的太少，不够农民自食自用的。 对种类繁多的第三类农副产品如扫帚、苇席、瓜子、小手工业品、小家禽、新鲜水果、粉条等，国家的政策本来“放”得很宽，允许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自由交换，但是基层商业部门却不准对第三类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购销，统统由它来统一收购。由此出现了将第三类物资提为第二类物资，第二类物资提为第一类物资的现象，最终造成对农副产品“一购而光”的局面。对此农民很有意见，“他们说，种花生的吃不到花生，种麻的没有绳子用，种烟的没有烟吸，种果树的没有水果吃，养蚕的不光穿不到绸子，还吃不到蚕蛹。”[1](P179)对农副产品以较低的价格“统光购净”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生产的积极性，使我国的农副业生产大幅度下滑。 2.在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方面 对农村的商品销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供应农业生产资料；二是供应农民生活资料。 就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而言，大跃进期间，国家不允许城乡间、地区间、公社间、大队间互相进行直接交换，统统由县商业局和基层商业管理所(简称商管所)负责统一平衡、统一分配、统一经营。结果造成生产资料供应不及时，不仅影响农副业生产，也造成商业企业的商品大量积压，影响资金周转，增加企业亏损。对此，胡耀邦指出，“有些商品，由于盲目地追求统一调拨，统一加工，而造成极大的浪费。刘二堡公社农民说：供销社(农民的习惯性称谓，官方称谓是商管所)加工的套包子，‘狗戴太大，马戴太小’。供销社把山区用的镐头调到平原，因为不适用，农民说它是‘减产镐’。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1](P180) 就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而言，商业部门做得就更不好了，许多日用轻工业品和副食品根本供应不到农民手里，“据我了解，某些商品的大部分是从‘后门’分配的，农民根本买不到。”[2](P538)对于商品分配中的“走后门”现象和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广大农民很不满意。 (二)向中央提出了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的建议 鉴于农村商业的不良状况，胡耀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恢复供销合作社，二是改变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政策和工业品的供应政策，三是恢复农村自由贸易。 1.恢复供销合作社 在供销社的恢复上，胡耀邦提出从上到下建立供销合作社的各级组织，将其由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并且恰当处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分工问题，分工的原则是能够更好地刺激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 2.改变对农村的商品购销政策 首先，胡耀邦提出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要定低定死，几年不变，要给农民留下足够的自用部分，要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不论是生产队还是农民出售粮食、油料、猪禽蛋、烟叶、棉花等，都要奖励适量的工业品和返销粮；其次，他指出在向农民销售商品时，要对农村的产妇、婴幼儿、病人、老人等实行特需供应，要在农村恢复农民生活必需的“四坊”(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改变那种将大米、小麦、大豆、油料等原料由农村运到城市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回农村，造成迂回运输，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现象，让农村就地取材，就地加工，自给自足。 3.恢复农村自由贸易 胡耀邦建议在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基础上，允许公社、生产队、手工业单位、社员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直接交换自己的产品，特别“对于第三类物资要允许公社和农民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采购，自由推销，恢复旧有的购销关系”[1](P180)。总之，只有允许地区之间、集体之间、个人之间互通有无，自订合同，自由议价，才能刺激生产，便利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