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3)05-0047-05 银行制度的研究成为时下的热点，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当前中国银行制度及其变迁方面，有关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成果①则相对稀少，即使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基本不是以银行制度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是在单个银行、私有银行和整个银行史研究过程中对银行制度或仅对银行制度中的某一部分有所涉足，很少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本身的整体变迁过程加以总结和分析。本文试图以中国近代银行制度结构变迁为中心，对中国的银行制度特征作一总结，以察看其经验，为当前银行制度改造提供借鉴。 一、银行制度路径选择的渐进一强制并存趋势 中国的现代银行建立迟，在外资银行(即英资丽如银行在1845年来华设立分行)进入中国半个世纪之后中国通商银行才在1897年成立。与其他行业相比，国内银行一开始就采取了现代公司制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只有这个部门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经历了彻底的转型，并一直深入到农村和家庭层面”[1]。中国现代银行诞生之初，受公司制度内涵的理解偏差、对中国实际国情掌握不全、来自传统金融组织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银行组织名称、结构、形式等方面的领悟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首家银行制度的变迁来看，中国通商银行的结构仍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以传统组织为基础，嫁接西方银行的新式组织，同时吸取了以前官办企业的经验，采用了“亦官亦商，不官不商，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混合模式，[2]以此取信于民众，避免官僚体制的干扰和来自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选择了适合当时实情的银行制度。 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设立、外国新式银行理论翻译为中文的增多，国人对现代银行制度理解的深入、实践经验的增加，国内银行制度组织方面采取了更适合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民国建立后，受到来自各级政府机构与外国压迫势力减弱的影响，国内银行制度逐步由以前借助官方、依赖外国的方式开始向以商办为核心的银行制度转化，掀起了一场官办银行商业化浪潮。这不仅表现在银行资本来源上倚重于民间资金，而且在治理结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大大减少了来自官方势力的干扰，增强了工商各业在银行中的影响力。当然，此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就是为了减少来自各地军阀势力的干扰，采用中外合资银行模式的增加，但他们的结构模式因吸纳了国外的某些做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制度的完善。“中外合资银行便大量诞生，但由于双方差异较大，经营不稳，容易倒闭……中外合资共办银行具有聚集双方财力，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等优势，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向现代化方向迈进。”[3]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央政府的权利得到了强化。自然，在政府财政赤字、经济统制等方面的考虑下，政府加强了对银行业的控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先后对中国、交通等银行强制加入官股，并对银行制度结构进行了重组，选择了一条以官股为核心的官办化经营之路。在此基础上，借助1935年的经济危机，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广东银行等加以改组，从而在银行数量、资本构成等方面全面实现对前期商办化为核心的经营模式向官办化的转化。 国内银行制度的上述变迁，从制度路径选择的角度来看，银行制度前后变化的动力是以政府对银行干预权力的强弱为转移，适应了以“官”为导向的企业演进规律，体现出银行制度渐进-强制的演进路径。早期的渐进演进，是在政府权力弱化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政府无端干预而由银行内部制度选择的结果。通过银行自由的选择，银行在外延上为银行制度结构的发展铺垫了基础，使其一开始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长期积累的经验，而是自觉以此为根源，吸收和嫁接西方新式银行的制度模式，从而避免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大大推进了国内银行制度的建设，同时它内在的优势发挥，替后期的强制性变迁创造了厚实的物质基础。1927年以后展开的强制变迁，主观上不利于银行自身制度结构的完善和多样化发展趋势，但客观上有利于增强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在维护金融稳定、传统金融机构的现代化、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以后的抗日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故从此角度上而言，国内银行制度的路径选择虽有人为因素，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迎合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二、银行制度内部组织中的嫁接痕迹 中国通商银行建立之际，不但受到来自国内顽固守旧势力的阻碍与排斥，而且还面临英、法、俄、美、比利时等西方列强势力的干扰和觊觎，在此背景下，银行筹建者盛宣怀对中国通商银行制度内部组织采取了“官助商办”的思想与嫁接“汇丰模式”的思路。具体而言，中国通商银行的制度结构就是在传统金融机构长期积累的资金、人才、技术、经验的基础上嫁接汇丰银行制度的模式，以此获取银行生存、发展空间，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和谋求业务发展、取得民众的认同。在银行组织形式上对汇丰模式的应用，设立华、洋大班等做法，实际上使通商银行获得了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支持和认可，避免受此干扰、被兼并等行为的发生。如此“形”“神”分离的制度结构，自然让中国通商银行一成立就在业务上达到了“借重外才，征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伦为洋大班，国人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籍以融通中外金融”[4]的目的，降低了现代银行制度在“风气未开”的中国推行的成本，大大减少了新式制度推行中的社会摩擦。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渐趋设立、实力的逐步壮大，国内银行制度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此时，国内银行制度结构的效仿蓝本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留学日本归国人员筹建的银行大多以日本银行制度为参照物，建立银行组织模式，如聚兴诚银行参照三井财阀模式构建了家族控制的有限与无限结合的公司治理模式；金城、大陆、盐业等银行亦以日本的银行为蓝本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留学欧美人员基本以欧美银行制度为蓝本，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以美国银行制度为仿效标准构建自身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采取市场化经营方式；中国银行在改组为中国国际汇兑银行以后，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为了改善银行组织和铺展业务，特出访欧美日等国家，专门考察他们的金融制度与银行管理。“出国之目的，除疑在伦敦、大阪两处筹设分行，并向各地接洽海外代理店外，心目中所亟欲研究之问题计有：(一)如何改善银行上层管理机构；(二)如何建立一足以与欧美银行抗衡之国外汇兑部；(三)如何改进会计制度，俾能增加对于顾客之服务效率，以及对于分支行之业务控制；(四)如何建立一健全人事制度，俾能一面提高行员品质，一面使各人安心服务；(五)如何改良研究工作，俾能提高业务人员之国内外经济知识，以及将国内外经济大势与本行业务进展，报告于股东及顾客；(六)物色专家延聘来华担任中行顾问，革新组织管理，推广业务。”[5]回国后，即根据国外银行考察所得，结合中行过去的经历，在总管理处设，“(1)业务管理室，(2)总账室，(3)人事室，(4)检查室，(5)经济研究室，(6)秘书室六个管理单位；及国外部与信托部两个营业单位。业务管理室置总稽核一人，下置分区稽核，按照划分之区域，分别稽核各区业务。秘书室置总秘书一人，下置秘书，并设总务、券务、股务、建筑四课，各置课长。其余各室，各置主任。国外部与信托部与分行并列，各设经理。”[6]这样，就实现了中国银行组织机构与国外先进组织之间的嫁接和融合等等。当然，总的来看，此时受日本崛起的影响，大多数银行采取了以日本银行制度为参照物构建银行治理模式。“当时的政府，对于中国的银行制度，处处都是在仿效日本：他们以为日本有一个横滨正金银行，所以中国也就需要一个中华汇业银行以图国内外汇兑之便利而扩张海外贸易；以为日本有一个台湾银行，所以中国也就应该有殖边银行以图边疆之开发而解决东南人满之患；以为日本有一个劝业银行，所以中国也就应该同样的设立一个……”[7]日本设立一类银行，中国必将设立一个相似的银行机构，以此显示中国银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