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帮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NKI(2005-2012)数据

      中图分类号：G353；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3)04-0225-07

      “商帮”的正式提法起源于清朝，成书于民国四年的《汉口小志》：“行之外，又有所谓帮者，皆同乡商人相结合而成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1](198)。显然，早期的商帮是以亲缘性或地域性为纽带的商业集团。在清末各地成立商会时，商帮则成为组成商会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经济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2]。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终结，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屡创辉煌的封建商帮迅速衰落。伴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以区域地缘为特色、以山东(鲁商)、苏南(苏商)、浙江(浙商)、闽南(闽商)和珠三角(粤商)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商帮已经形成并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3]，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

      在实务界，具有中国特色的各大商帮为更好地在比较和借鉴中相互学习，纷纷成立商会和研究会(其中的浙商研究会、豫商大会比较著名)，并定期举办商帮峰会。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这成为中国商人走向大联合时代的一个象征；2007-2011年中国商帮峰会分别在杭州、北京、苏州、河南、郑州举行；2012年6月，中国商帮峰会又回到杭州召开，探讨“商帮再造、价值重塑、责任共履”的主题。

      在学术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商人、商帮和商会研究成了经济史研究的亮点。目前，一些商帮研究团队及成果已经涌现。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王廷元[4]、唐力行[5]、周晓光[6]、李琳琦[7]等团队成员对中国古代商帮(特别是徽商)进行了系统研究，王俞现则在其最新著作《中国商帮600年》中追溯了中国商帮600年的变迁史，展现了不同商帮之沉浮起伏，揭示了中国商业发展之沧桑变化[8]。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针对商帮的主流研究大多基于史学视角，着重定性分析，而且较少关注中国特色新商帮的兴起和发展。为此，本文旨在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基于文献调研重点研究近八年来中国商帮研究的文献分布、来源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以及相关主题，借此丰富和拓展国内商帮研究的背景、视角、主题和方法。

      二、文献数据概述与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获取时间范围为2005年至2012年。2005年是中国商帮集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年份。2005年5月，国际徽商论坛在合肥召开；5月，浙商论坛在杭州召开；8月，苏商论坛、晋商国际论坛、新京商论坛三场论坛相继开场，沪商论坛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鉴于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徽商、晋商、潮商最为著名，而苏商、浙商及沪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地域性商帮的新型代表，本文查询文献的检索式是：主题=(“商帮”+“徽商”+“安徽商人”+“晋商”+“江西商人”+“潮商”+“潮汕商人”+“潮州商人”+“苏商”+“江苏商人”+“浙商”+“浙江商人”+“沪商”+“上海商人”)。

      (一)文献分布情况分析

      2005年-2012年八年间CNK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商帮相关来源文献合计5402篇(图1)，平均每年的文献数量约675篇，这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兴盛。

      

      图1 CNKI收录(2005-2012)中国商帮来源文献数一览

      其中，2007年和2010年文献数量最多。究其原因发现，经过了中国商帮集体意识觉醒后的两年时间准备，研究热潮在2007第一次达到高峰。同时，2007年第一届中国商帮峰会和商帮文化论坛在杭州的举行带动了全国各地关注商帮文化的潮流。2009年发生的几件与商帮相关的大事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2010年的学术文献数量产生重要影响，并在学者们的研究文献中得到了体现：2009中国商帮领袖峰会暨首届全国徽商精英年会在苏州举行；2009国际潮汕商帮高峰论坛在东莞举行；2009年是邓小平同志为“宁波帮”题词25周年，与此同时“世界宁波帮定海商人”学术论坛也如期举行；2009新晋商大会暨新晋商形象展示与产业博览会在太原召开。

      从文献数量上看，各大商帮的研究程度各有不同。如图2所示，近八年里学术界对晋商(35%)的研究最为深入，而浙商(31%)和徽商(25%)也是研究的重点商帮。相比之下，有关潮商、沪商、苏商等其他商帮的研究文献则较少。考虑到这些商帮在近年来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表现，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和潜力。

      

      图2 不同商帮在CNKI来源文献(2005-2012)的分布

      从文献引用上看，单篇文献被引次数最高为42次(表1)，被引次数超过20次的有7篇文献，且这些文献大多发表于2006年至2008年。从载文期刊来看，经济与管理类期刊占了7成，但排名前一的文献来源于《地理研究》，而紧随其后的两篇文献均来源于综合性社科期刊。

      

      在这些高被引文献中，申秀英和刘沛林等人的《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其利用价值》一文被引次数最多。该论文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商帮研究，但从不同环境与文化背景下的南方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出发，划分出识别性较强的9个聚落景观区[9]，为商帮研究提供了文化地理的基础、背景与视角。事实上，徽商、晋商、浙商等各大商帮的发源地都是聚落景观区，后续的商帮研究也大多从相应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出发。而其他高被引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帮间的比较研究，如晋商、徽商和浙商的两两比较或三者间的相互比较。另一类是对浙商进行重点研究，研究者不但分析了浙商的成长背景、群体特征以及文化内涵，还从现代化视角出发研究了浙商的“个众”特性以及企业家伦理决策问题，并构建了浙商企业全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