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进到赎回:新中国初期的中苏合资企业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文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中苏合资企业的引进是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中苏双方的共同意愿。在“平权合股”原则指导下,尽管中苏双方仍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但合资企业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从合资企业被引进到赎回的历史过程看,《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和《补充协定》的签订,以及新任苏共高层对“合资”的否定和保留态度,决定了其最终走向终结的命运。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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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2;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3-0044-10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签订协定成立的四大合资企业。目下,对合资企业这一研究对象的探讨,主要散见于相关论著或篇目的陈述之中,专论者寥寥可数。杨奎松认为,中苏合办企业是中共中央最先提出的请求,并非肇始于“斯大林的压力”,合资企业的取消之所以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更多的是毛泽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①。师哲则认为,中苏合办企业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表明苏联“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取消”②。沈志华对中苏合资企业的建立背景、过程及其经营管理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认为合资企业的创办“对双方都有利”,尤其“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③。除上述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外,有国外学者注意到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的潜在矛盾对合资企业命运终结的影响。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在查阅大量苏联和美国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证实了中苏双方在有关合资企业的谈判过程中出现过矛盾和摩擦,中方“不得不接受协定中规定的某些义务”,从而使中方“在产品和利润的分配方面接受了对他们不利的条件”;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认为合资企业“不仅伤害民族尊严,而且也侵犯别国的物质资源”,因此公司被撤销④。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档案和资料,旨在对中苏合资企业从1950年创办(中苏造船公司除外,于1951年7月创建)至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后宣告终结的基本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分析导致中苏合资企业由“合办”到中国“独办”的演化进程的复杂动因。本文认为,中苏合资企业的引进反映了中苏双方的共同意愿,尽管在创办伊始即蕴含破裂的内生趋势,但合资企业总体上仍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带动作用。从合资企业被引进到赎回的历史过程看,《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和《补充协定》的签订,以及新任苏共高层对合资的否定和保留态度,是导致其走向终结的决定性因素。

      一、“一边倒”:落后的经济形势与对苏经济依赖

      中苏合资企业的引进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为新中国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实行中苏合资提供了外部条件,新中国经济困难急需苏联援助成为合资的内部动因,而50年代初处于磨合期的中苏关系又为合资的前景增添了诸多未知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重大决策。然而,由于旧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滞后以及长达几十年的战争破坏,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到1950年初,在工业生产中,因战争而遭到的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⑤。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⑥。此外,因大面积受灾,农业总产量仅42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⑦。交通运输业也面临同样困境,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亿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⑧。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是可想而知的,1949年财政赤字即达财政总支出的46.4%⑨。刘少奇在1951年7月的一个报告中即承认“中国经济还不能真正独立”⑩。因此,虽然当时联合国尚未通过对华实施经济封锁的决议,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尚未中断,但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一边倒”外交路线的制定,新中国可以依靠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中方主要领导人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进行了多次会谈,集中反映新中国正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给予援助。朱德希望苏联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11)。刘少奇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12)。董必武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郭沫若则谈到了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13)。陈云和周恩来除详细介绍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外,非常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人民政府正在制订的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尤其是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14)。总之,中方迫切希望罗申能将这些情况转达苏共高层,从而为毛泽东访苏解决经济援助、实现经济合作问题作了铺垫。

      因此,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沟通和合作的渐次深化,双方开始逐渐消解长期以来形成的革命和文化理念的隔阂,彼此间的信任和亲密也与日增长。在此背景下,应双方的共同要求,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毛泽东实现了个人对苏联的首次访问,解决了中苏之间在经贸、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事宜。但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猜忌和分歧也依然存在,这在合资企业的引进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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