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5—1846年期间，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谷物的法令，目的是维护国内的谷物价格水平，抵制国外低价进口谷物的竞争。然而，英国此时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商业资产者越来越希望得到完全彻底的贸易自由，实现彻底的“自由放任”。于是，两种立场的交锋在反谷物法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1846年废除《谷物法》是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表明英国土地贵族统治权行将结束。①本文主要依据英国议会辩论文献，重新考察这一事件，以期对此问题有更加全面的理解。②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谷物价格直线上升。据统计，1795—1799年，小麦的价格是每夸特65.67先令；1800—1809年是每夸特84.71先令；1810—1814年高达每夸特102.45先令。③战争期间，在政府鼓励下，土地所有者大量开发贫瘠土地，投入大批资金进行粮食生产，并赚取了高额利润。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粮食价格开始回落，加之土地租金过高，大批农场主不仅无法收回在贫瘠土地上的投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利润也无法维持，而大地主又不愿意将地租降到农场主希望的水平。其结果是：农场主“用战争时期的租金种谷物，以和平时期的价格卖谷物”。④为此，农场主希望依靠两个渠道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是依靠保护性的《谷物法》规定，将国内谷物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二是提高谷物产量获得更多利润。英国人口在1800—1820年接近300万，而1820—1850年已是500万，人口的增加提升了对谷物的需求量。 在这种背景下，1813年，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限制进口谷物的提议，该议案规定当国产谷物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进口国外谷物。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英国依赖进口谷物是危险的，低价谷物会减少劳工的工资，地主和农场主购买力的下降将导致制造业的衰退。在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托利党利物浦政府颁布了1815年《谷物法》。政府（及议会）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报答农场主。在战争期间，拿破仑试图通过封锁造成英国谷物匮乏，由此逼迫英国就范，而英国农场主积极扩大在谷物种植上的投资，有效遏制了拿破仑的“饥饿战略”；另一方面是防止英国谷物生产者被外国竞争者击垮。 《谷物法》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该法案的出台直接引发了伦敦的严重骚乱和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1820年，由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⑤起草的请愿书提交下院，提出了自由贸易和终止保护性关税的要求。利物浦首相声称，虽然自己倾向于自由贸易，但此时很难废除贸易保护法规。1821年，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向下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英国应回到1815年前的自由贸易状态。1822年《进口法》规定，当国内谷物价格达到每夸特80先令时，可以允许谷物进口；但谷物低于每夸特70先令时，则禁止谷物进口。该法案颁布后一直到1828年，英国的谷物价格从未达到每夸特80先令。1828年，赫斯基森（在1823年2月至1827年9月期间担任贸易大臣）在新首相威灵顿公爵的支持下修改了《谷物法》，确定了新的浮动关税国内谷物不高于每夸特52先令时，关税为34先令8便士；当谷物价格升至73先令，关税下降至1先令。⑥ 但这并没有消除城市工厂主的怨气，在1832年改革之后，他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废除《谷物法》。⑦而且，农场主也开始对《谷物法》感到不满，认为修改后的《谷物法》已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周期性的谷物歉收期间，农场主纷纷要求获得政府的帮助。政府表示出愿意降低农场主支出的姿态，但效果甚微。比如，墨尔本的辉格党政府在1836年颁布了“十一税法”，但并没有废除十一税。农场主最憎恨的麦芽税一直到1881年才被废除。⑧ 1836年，伦敦的激进派议员成立了“反谷物法同盟”，采取和平运动的方式来废除《谷物法》。1838年10月，在约翰·鲍林（John Bowring）⑨言论的影响下，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也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Anti-Com Law Association），该协会将反谷物法运动与废奴运动相提并论，指出《谷物法》也是不道德的，必须进行改革。⑩该协会“具有与‘废奴社’相同的正义原则，废奴社的目标是让黑人拥有他们自己身体的自由权，本协会的目标是让人民获得他们用劳动交换尽可能多食物的自由权”。（11） 1839年春，在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建议下，曼切斯特“反谷物法协会”改名为全国性的“反谷物法同盟”（Anti-Com Law League），反谷物法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作为运动的核心人物，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都是白手起家的工厂主，靠个人奋斗发财，坚信自由贸易的信条。科布登被皮尔首相认为是废除《谷物法》的最大功臣，（12）他将自由贸易视为一种自然法，认为违背这一原则不利于国家的利益。布莱特被称为同盟的历史学家，几乎在所有有关反《谷物法》的集会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以雄辩的口才和充分的事实对《谷物法》的弊端予以驳斥。在两人的通力合作和领导下，反谷物法运动成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是各地工厂主。 “反谷物法同盟”的总部在伦敦，全国各地都设有分会，各分会都有正常的活动，也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希望用群众斗争的手段达到经济利益目的。它以废除《谷物法》为唯一目标，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也不提其他要求。同盟主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工作来争取民心，它对工人说：《谷物法》抬高了面包的价格，因为进口关税限制了粮食的自由竞争；它对佃农说：《谷物法》对他们毫无好处，因为地主用高地租拿走了全部超额利润；它对工厂主说：《谷物法》限制了工业发展，因为别的国家只能用粮食来交换英国工业品，而《谷物法》限制了这种交换。总之，它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宣传《谷物法》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扭转这种局面。这个时期，自由贸易最得力的鼓吹者都集中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者也是这些人，后来被称作“曼彻斯特学派”。“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制造政治压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比如，它资助泰勒（William Cooke Taylor）等作家去北英格兰工厂区调研。泰勒发表了一系列反谷物法的宣传作品，代表作品有《自然社会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ociety）、《工厂和工厂制度》（Factories and the Factory System）。他关于曼切斯特和博尔顿（Bolton）工人悲惨生活的描写，为“反谷物法同盟”抨击《谷物法》提供了第一手素材。（13）同盟资金雄厚，活动效果很好，甚至吸引了大批工人的参加。“反谷物法同盟”最有效的策略是，通过筹集大量资金并将其纳入那些不具备选民（财产）资格的人名下，使其成为“选民”，保证在有些选区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由此选出事先议定好的支持同盟纲领的议员。（14）《谷物法》的废除最终是通过议会表决决定的，支持“反谷物法同盟”的议员越多，废除《谷物法》的可能性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