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鄱阳湖东岸、皖赣两省边界的江西鄱阳县向来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富裕的鱼米之乡和繁华的商业之区，鄱阳县与安徽池州府建德县毗邻，鄱江与徽州府婺源县相通。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后期，鄱阳商业空前繁荣，商贾云集，“樯帆安泊，商贾辐辏”。清末同治、光绪年间，鄱阳出现了徽（州）、抚（州）、南（昌）、饶（州）四大商帮，商业竞争带来了商业的发展，鼎盛时，鄱阳镇有大小商店一千九百三十余家，其中的徽商更是以资金雄厚、经营领域广泛著称，婺源人曹崧曾捐费约千余金于鄱阳石门街创建了徽州会馆，作为徽商活动的场所。根据《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记载，徽州府属歙县、祁门、休宁和婺源等县都有商人在此经营，举凡食盐、棉布、舟筏、稻米和典当等行业，徽商无不涉足其中。 但因资料限制，学术界对徽商在鄱阳县的经营规模及其行业研究一向缺乏。我们有幸在安徽省图书馆和新近整理出版的《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周向华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查阅到有关清末光绪年间婺源典当商人江永泰的数件文书。从这数件文书中，我们发现，江永泰是在咸同兵燹后来鄱阳经营的。深受兵燹重创的清末鄱阳县，百废待兴，且因官府吏治腐败，加之各路商人竞争激烈，徽商在此经营举步维艰。江永泰到鄱阳后，从开业经营永泰质铺，到改营典当铺，再到最终难以为继而被迫歇业。江永泰经商鄱阳的坎坷历程，真实地反映了清末徽商经营的步履维艰，是包括典当商人在内的徽商走向衰落的集中折射。 根据文书记载，江永泰于光绪二年（1876年）在鄱阳县治所在地古渡镇东关外开设一所永泰质铺，旋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领帖改开典当铺。但因生意萧条，各种“费用浩繁，甚至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故不得已将质铺更名为当铺，并主要以承揽德化县救生船经费和鄱阳县普济堂经费生息银两为主业。种种官府的敲诈勒索，最终使得江永泰不得不走向了关门歇业的命运。 一、微商及江永泰在鄱阳经营过程 由于两地地缘的接近，早在宋代，徽州婺源就与饶州鄱阳发生了联系，据淳熙《新安志》云：“婺源阻五岭，其趋鄱阳径易。”（卷一《风俗》）明清时代，徽商更是大举进入鄱阳进行经营，但屡遭抢劫，“其鄱阳地方，以篾绳拦河，五日一开，婪胥吻满，乃放舟子，方鼓楫而进，而浮梁县地方两岸林莽张挺掷石以待矣。……名为抢米，并货物攫去，稍与争抗，立死梃下，舟亦椎碎。商人赴诉于浮梁，知县反听胥吏拔置，言‘贫民无活计，暂借尔商救度’。此言一出，兔胆愈壮，劫杀遍野。”（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汪伟等奏疏》）雍正十年（1732年），来自歙县江村十六岁的江登云即前往鄱阳经营盐业，所谓“十六岁从兄客鄱阳。予族多治禺旬业，时勉亭公司饶埠鹾务，深器公之才识，尽假手焉。”（道光《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清覃恩累晋武功大夫袁临时将署南赣总兵官登云公原传》）嘉庆年间任两淮盐运总使的鲍志道幼贫，在十一岁时，亦曾“弃家习会计于鄱阳”（嘉庆《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从事典当业经营，后因拾金不昧而名声大起，备受赞誉。祁门县渚口倪尚荣清末因家贫而先操生意，后到鄱阳从事典当业经营，“爰以铢积寸累之资，去而学贾，往来于鄱湖阊水间，不避艰险，差幸亿则屡中，操奇计赢，境遇渐丰，而秉性好善。……甲申（光绪十年）以后，家道日隆。”（民国《祁门倪氏族谱》卷续《贞一堂季亭公行状》）而休宁县西门的汪氏宗族成员明代中叶就已经进入婺源营生了。 在婺源，徽商队伍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还是来自鄱阳的邻县婺源县。据民国《婺源县志》记载，婺源四乡多有前往鄱阳经商者，清代婺源清水港汪潮浩“尝贩布鄱阳”（民国《婺源县志》卷三十《人物志七·孝友三》），鄱阳彭家埠，向系婺源商人“公买彭姓地为婺舟泊岸之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饶埠陈宗彝等勒索婺船每只二钱五分，又私用小票勾通营汛查验。婺邑乡绅查魁、王太成、商人金鸣虞等呈控当道，立碑永禁。”（民国《婺源县志》卷八《建置·津梁·鄱阳船埠》）位于安徽建德县与鄱阳县交界之处的边陲重镇“通京陆站要道”（同治《鄱阳县志》卷三《建置志一·公署》）——石门街镇历来是鄱阳县驰名遐迩的商业重镇，商贾云集，五方杂处，清末这里曾建有湖北、河南、南昌、抚州、乐平、万年、吉安、徽州、樟树、安徽、太湖、下波阳等十三个会馆，其中的徽州会馆即是由婺源商人曹崧“捐费约千余金”（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建造的。此外，除徽州会馆外，还有来自婺源捷坑的曹德谦创建的星江会馆，曹德谦“自少贾鄱阳之石门，生业充裕，独立建星江会馆。又买山创置义冢，施棺痊暴。凡徽、婺之旅于斯土者均赖焉。”（民国《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志十一·义行六》） 明清时代的鄱阳县是徽商聚居之重要的商埠，在鄱阳经营的众多商帮中，徽商独擅一时。据同治《鄱阳县志》载：鄱阳县“地杂湖山，襟连吴楚，百货归墟，帆樯安泊。洎明时，鹾引、质库皆土著者主之，故势不想轧，而情不相耀。今胥分属徽、西，服饰器用，务极鲜华。”（同治《鄱阳县志》卷二《舆地志二·风俗》）江永泰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于咸同兵燹后只身来到鄱阳经商，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在县治古渡镇东关外开设了永泰质铺。但战火劫余的鄱阳，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永泰质铺的生意并无起色。苦苦硬撑了十二年之后，江永泰被迫将永泰质铺变更为典当铺，将生意由面向普通民众，改为面向地方官府，承揽德化县救生船和鄱阳县普济堂经费，用作生息银两的营生。 二、永泰典当铺的两笔官府买卖 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永泰改永泰质铺为永泰典当铺，将主营业务由原来的质押财物变更为典当生息银两。从我们发现的三件文书来看，江永泰典当铺更名后做的两笔买卖是德化县救生船经费和鄱阳县普济堂经费的吸存与放贷，江永泰赚取的是存贷的差价。按，德化县救生船系德化县官方募捐建立、旨在营救落水之人而配置的救生船只，归属该县体仁堂公管辖。据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二十四日德化县知县奉九江知府张寅《劝捐体仁堂启》云：“九江滨临大江，上通川楚，下至苏杭，每日客舰络绎不绝，遭风失险，事所常有。兹奉府县宪暨各宪捐廉施仁，劝谕新立体仁堂公局，救生怜死，并札谕居民铺户及往来客商人等，量力帮助，共襄美举。”（同治《德化县志》卷十三《建置志·体仁堂》）普济堂则是鄱阳县的养老慈善机构，坐落于鄱阳县城东隅二图下棚巷内，有“坐北朝南官厅一所，老民房屋四十间，正额老民三十五名，每日每名给米八合，合钱二十二文一毫七丝六忽，外腐菜油盐柴钱五文，共钱二十七文一毫七丝六忽，老民每月每名给茶肉钱五十文。病故，每名给棺木钱一千一百文。交冬，每名给衣被等项。”（同治《鄱阳县志》卷三《建置志一·公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