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出版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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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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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出版学术研讨会”在经济学院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山西大学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与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分别代表北京大学和经济学院致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程郁缀教授、北京大学档案馆与校史馆馆长马建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萧群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磊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教授之子陈仲健先生等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项目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国亮教授就项目进展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院长主持。前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研究员、前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赵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桦教授、山西大学刘建生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魏明孔研究员等学者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围绕《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学术价值与特点、史料整理在经济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及如何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契机推动经济史学科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学者们在深切缅怀陈振汉等老一辈经济史学家治学精神同时,对这部经济史资料汇编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这部凝聚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三代学者心血的巨作,为研究清代经济演变和运行提供了全方位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必将成为学科的奠基巨石,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与创新。  现从以下几方面,对研讨会进行综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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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的意义

      萧国亮教授回顾了该项工作的历程。“《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重要科研项目,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开始,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长期规划中,被列为几个重要的资料整理项目之一。但在“文革”动乱中,项目被迫停止,1978年拨乱反正后才重新开始。1989年,由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农业编)出版,之后又因故停顿10年之久。2002年,在北京大学和经济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得以重新启动,由萧国亮教授主持,录用叶明勇、武玉梅两位博士后,整理完成了《商业手工业编》与《国家财政篇》,与《农业编》一起,于2012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以后,又录用燕红忠、刘文远两位博士后,继续整理工作。2010年,燕红忠完成了道光朝经济史资料的辑录和整理,2011年至2012年,刘文远初步完成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经济史资料的辑录与整理,多达650余万字。预计两三年内,《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就会正式面世,届时这部与共和国同龄的经济史资料整理工程也将终成完璧。

      无论从编选历时之长,还是规模之宏巨来看,在经济史资料中,这部书都罕见其匹。然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中,随着大量清代原始档案的整理公布和数据库建设的不断加快,以传统学术手段对《清实录》进行如此系统整理是否还有必要,这是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心存疑惑的。对此,与会专家经过深入讨论,对《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的重要意义给予了新的评价。

      (一)《清实录》本身的价值

      尽管有过“实录不实”的争论,学界对《清实录》本身的价值还是认可的。特别是随着对《清实录》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应该说形成了共识。由于《清实录》资料来源都是宫藏秘籍和官府档案,使其全面性和权威性得到了有力保证,有的学者称之为清代史料之渊薮①,毫不为过。

      研讨会中,经君健研究员从《清实录》的编纂特点出发,论述了其重要价值。他认为,《清实录》既是清朝皇帝的实录,也是王朝的实录,内容涵盖非常广,具有突出的全面性;由于按时间先后编排,为所有重大事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以及结果、影响的记载,体现出现鲜明的系统性。因此研究清代政治、文化、经济任何方面的大事,《清实录》为人们呈现了一系列基础史料和基本线索,在此基础上查阅档案、政书、方志、文集、日记、碑拓、游记等其他方面的资料,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能够得到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研究才能深入下去。可以说,研究清代的任何问题,《清实录》是不得不查,而且是首先要查的,对研究清代历史意义重大。刘兰兮研究员也认为,《清实录》对清代历朝皇帝言行事功的记录,内容翔实,涵盖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活动,具有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陈振汉先生曾指出,编辑《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本书中的资料还能作为故宫清政府档案中的经济史资料索引”②。但清宫档案正在迅速地数字化,并且不断公开化。是否《清实录》就失去其价值呢?萧国亮教授认为,即使清宫档案全部完成数字化和公开化,仍不能替代《清实录》在清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目前保留下来的清宫档案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残缺不全,有些档案已经难以找到,但《清实录》却把它记载下来;第二,正如陈振汉先生所说,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只能是按照某种理论概念设想某时某地应有某种事态,或者根据传统内容范畴,从漫无边际的各种文献档案中去沙里淘金般地搜寻资料。这在数量不大的图书文献资料或如地方志这样的分类编纂书籍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全盘通读来索寻史料;但在故宫档案(估计约有1000多万件),特别是其中题本、奏折这样数量浩瀚,一个人不易全部通读,而又难望在相当时期内能有明细分类篇目可资利用”③,而现在出版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就可以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书、研究工作者可以此为线索,去查找相关原始档案。因此,萧国亮教授认为,“《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与清宫档案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关系”。

      郭松义研究员从治学门径的角度认为,完全依赖计算机技术,收集和理解史料往往是不完整的。一些年轻学者,特别是国外回来的,一来就要看档案,但是到了档案馆,就觉得头绪烦乱,手足无措。对这种情况,郭松义研究员说,清代保存下来的材料太多,要研究清代的问题,首先要打好基础,打基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清实录》和《大清会典》,把基本情况搞清楚,再去查档案,脉络自然清晰,会很快找到所需资料。而如果没有基础知识和基本轮廓,直接去查档案,是不科学的。而且档案除了数量庞杂以外,还有残缺,要整理出系统的资料,例如某些数据,还离不开《清实录》。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实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二)对《清实录》中经济史资料分类整理的必要性

      经君健研究员经过总结,认为《清实录》有四个特点:一是“长”,记载内容长达300余年;二是“多”,多达4400多卷、4000余万字,极为浩繁;三是“杂”,以编年纪事为体,混编不分类,显得较为杂乱;四是“没有索引”,要想查找所需资料,除了通读,别无他法。在研究政治史时,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何时发生,按时间去查,还较为方便,但如果查阅经济史资料,就非常困难,无法确定地从其中的某朝某卷中找到所需资料。这四个特点就决定,整理《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分类编辑,对于研究清代经济史极为重要,“它节省的不是一个人的时间,而是节省了社会时间”。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太新研究员也有同样看法,他认为,《清实录》内容庞杂、卷帙浩繁,既是治清史者的必读书,也给研究清史带来繁重负担,特别是在进行课题研究过程中,不得不在资料收集上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因而减少了思考时间,使研究停留在表层。对《清实录》经济史资料进行整理,可以极大节省学者的宝贵时间,使学者在有限时间内从事更多的研究工作,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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