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西欧成功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东亚等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分流”，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西欧？西欧有什么样独特的内生优势？西方为何兴起、东方为何停滞？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对于这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近30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东亚的经济发展置于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之中，对东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日益深入。2000年前后，《Journal of Asia Studies》出版讨论专栏，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李伯重、黄宗智等的论著与辩论相继展开，引发了影响国际学坛多学科的大讨论。十多年来，围绕“大分流”问题展开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在许多方面厘清了历史的真相和经济发展的本质，使人们得以更深刻地把握中西经济发展的大势。2012年8月29日至30日，“中西经济大分流：历史比较分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舜德楼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带来了近十余年来的新成果，检阅了世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最新学术进展。 比较研究是“大分流”讨论的起点和新视角的源泉。上世纪90年代学界对中国小农经济为什么不能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问题的研究，即开始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的探讨不仅围绕于东西方农业发展的比较，也延伸到技术、人口、制度、文化、区域经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政府行为等多个比较层面。“大分流”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最先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停滞了？这些问题不仅在置于东西方的“大分流”的比较视野时充满张力，在观察西欧和东亚内部各国之间发生的“小分流”时也同样发人深思。 密歇根大学校长Daniel Little教授以“What about Involution，Evolution and Revolution?”(中国农业：内卷、进化还是革命？)为题，对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大分流”的讨论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并着重阐述了中西农业比较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黄宗智等认为明清时期中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和农业边际生产力下降。方行、李伯重、Thomas Rawski、Loren Brandt、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等学者分别从农业生产、人口、生活水平等不同角度批判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人口增长率、生活水平与欧洲处于一个大体相当的水平。在制度方面，中国的制度对于商业是比较友好的。在生态环境方面，他评论了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生态制约的研究。作为总结，他对“大分流”讨论的价值做出了评价，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分流”的讨论是有意义的：1.这场大讨论确定了东西方分流的时间是在现代化早期，而不是其他更早的时候或更晚的时候；2.对于中西方比较的时间概念、空间单位等都做了新的界定；3.通过比较的方法，重新认识了中西经济史，对以往一些流行的观点做出了澄清和辨正。Little教授主张要用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将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发生重要的影响。他还提出对历史的偶然性、路径依赖、文明发展的历史多样性等的理解对于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所不可取代的。 “为什么是英国？”英国工业革命成因之谜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兴趣。牛津大学Robert Allen教授以“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经济刺激和工业革命的发明)为题，从技术创新的经济动因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的问题。他认为，工资高昂、煤价低廉刺激了机器工业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从而导致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发生。15世纪以后，由于黑死病的流行，英国人口锐减，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在客观上产生了节省劳动耗费的需要。与此同时，英国的煤炭蕴藏丰富，易于开采，导致能源价格低廉，使用机器的成本不高。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导致了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较高，人们有更强的经济激励去发明和使用节省劳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如蒸汽机等。而在工资较低、煤炭资源不丰富的国家如法国，节省劳动的技术就不可能一经发明就立即得到采用。工业革命的最初成果——蒸汽机原来是高耗能的，在能源价格较高的国家使用起来并不经济。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蒸汽机不断改进，提高了效率，使得在其它国家采用蒸汽机也变得可行，于是工业革命才开始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扩散到世界各国。这种经济因素就支配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就形成了“大分流”的历史现象。 Allen教授所描绘的英国兴起的历史动因，其核心是人口的减少间接而戏剧性地导致了工业革命。很多学者曾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是因为明清时期中国人口过度膨胀所导致的“马尔萨斯陷阱”。然而，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以“Do Facts Matter?:The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重视数据：学术发现和大分流研究)为题，回顾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他的研究结论建立在他创建的中国长期人口数据库的基础上。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建立了黑龙江双城人口、辽东旗人人口、内务府户口、满清皇族人口等数据库，并向学术界免费开放，对人口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基础性贡献。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史实是解释的基础，弄清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新的材料，新的数据库，新的发现在社会科学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这些新发现的分析、解释，能够带来对事物的新认识。在中西经济“大分流”的比较研究中，人口问题是一个重点。李中清教授利用他对于中国人口数据的坚实研究，推翻了传统观点，揭示了中国人口控制的微观机制，为“大分流”的讨论奠定了重要的事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