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12-0025-13 商业改革(又称“城乡商业改革”)是“文化大革命”中与教育、卫生、文艺等领域里的“革命”或改革同时进行的一项任务，从基本内容和过程来看，它们大体相同。商业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它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更为深入地展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由来。 一、商业改革的过程 (一)大破、大乱阶段(1966年6月-1969年) 商业改革是以一场狂暴的“革命”拉开序幕的。在1966年8月掀起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与商业部门职工纷纷狂热地强行改变老商店招牌。北京市“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广州市“陶陶居”茶楼改为“东风楼”，上海“五味斋”改为“人民饭店”。上海一商局所属8个公司的3700多家零售店，改变名称的就有3000多家，其中服装鞋帽公司的417家零售店改名后，店名重复的有349家，仅“红卫商店”就有32家①。 与此同时，大量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商品被停售，如化妆品、扑克牌、象棋、高跟鞋、尖头皮革、文物字画、高级工艺美术品等。1968年8月，北京市百货大楼停售的“有问题”商品达6800多种，占原经营品种总数的22%。许多传统服务项目被取消，如高级饭馆一律改营普通饭菜，饭馆停售各种酒；饭馆不仅取消了雅座，而且取消了服务到桌，一律改为顾客“自我服务”；理发店取消吹风、洗头、烫发；照相馆“全家福”不照，男女靠近不照；等等。②更有甚者，上海的一些商店门口贴上“红五类欢迎进来，黑六类不准入内”、“进店一律报成分”的标语③。这些极端行为得到当时主流报刊的热烈吹捧。 在1966年年底至1967年上半年“全面夺权”的高潮中，商业系统大批干部被当做“走资派”打倒，领导机关因受冲击陷于瘫痪，商业行政管理系统和商业经营系统与各部门、各地的联系基本中断。商业部门的规章制度几乎统统被废除，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要积累、不遵守财务制度的无政府主义盛行，商业亏损越来越严重，服务质量普遍下降。 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高涨的背景下，这一时期商业领域里一个突出现象是解散个体经济和强行升级集体经济。1968年10月，江西省将全省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有证商贩全部解散，53000余名合作店、组人员中，下放农村劳动的有18800人，占34.38%；老、弱、病、残劝退回家的19200人，占37.33%；留在国营企业工作的(绝大部分是合作商店新招收的职工)有15000余人，占28.3%；个体有证小商贩15900人，绝大部分下放农村劳动或劝退回家④。1970年全国商业局长会议后，有的地区将合作商店转入国营，有的将全部小商小贩赶到农村去劳动。据商业部统计，1973年全国合作商业从业人员只剩下约110万人，比1965年减少1/3，其中老弱病残人员约占1/4⑤。 (二)重建、整顿与反复阶段(1969年-1973年) 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尽管“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可能从全局上得到纠正，但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大破”之后的“大立”上。有限度地稳定形势、恢复秩序、落实政策、发展生产等成为主要方面。这在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整顿时期尤为突出。随着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各级商业行政领导机构相继恢复，各项业务开始恢复，各种专业会议和发出的各种专业文件明显增多，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宣传商业改革、提高服务水平的典型报道。这一阶段商业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商业理论大批判。1970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商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这篇商业改革中有代表性的文章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是“流通决定论”、“利润挂帅”；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还是剥夺农民、破坏工农联盟；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实行群众监督还是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单线领导”、“条条专政”、“业务第一”和“靠资本家办店”。另有文章称：“在阶级社会里，商业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之一”，“从城市到乡村，从仓库到柜台，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⑥。还有文章声称要“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⑦。1971年4月，商业部的一份文件提出，商业工作应该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是单纯商业观点；是计划第一，还是价格第一；是为革命办商业，还是为赚钱做买卖；等等。这些极左理论肆意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商业工作的成绩和方向，歪曲商业工作的指导思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对商业工作造成了严重破坏⑧。 工农兵管理商业。《红旗》杂志1969年第1期发表天津市汉沽区革委会等题为《一个受工农兵欢迎的新型商店》的调查报告。报告介绍说，天津市汉沽区药材商店职工长期脱离生产劳动，成天跟商品、钞票打交道，存在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迫切需要工农兵给以再教育。为此，商店成立了由工人、贫下中农、退休老工人、商店革命职工代表组成的监督管理委员会，参加商店的“斗、批、改”，同商店革委会共同研究、决定商店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