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2)04-0079-09 边缘学科是以两种或多种学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交叉学科则是两个或多个学科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学科。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经济史更侧重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而不是边缘学科。之所以探讨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的严格定义，是为了对经济史学进行更为严格的学术规范。 交叉学科的规范来源于既有学科间理论、方法和手段的相互渗透，而不是彼此隔离。中国经济史学经历了考古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意识形态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又在某些特殊时期经历了“革命史”范式的侵扰。目前则更有了社会学范式、全球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新的范式介入。这些范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担当了不同的方法论功能。因此，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失范”又不断“规范”的过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史学的规范过程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廓清规范道路上的认识误区，克服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约束机制则是中国经济史学走向规范的必要条件。 一、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历程的简短回顾 据赵德馨先生考证，现代型的中国经济史学论著最早出现在1904年，大学里最早出现部门经济史学课程授课则是在1910年。1932年，陶孟和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大量刊登发掘整理中国经济史料的工作，于史学方法和经济学理念都有创新，从而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热潮。①在这个辑刊的发刊辞中，汤象龙提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宗旨、目标、理论、方法、步骤等学科规范。中国经济史开始形成一个学科。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陶孟和继续主持工作，汤象龙、梁方仲等人也跟随陶孟和一同继续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辑刊》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继续发表中国经济史论文。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处于资料整理阶段，并附着于经济学。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统制经济和自由经济争论的热闹氛围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学则显得暗淡、冷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史方法论的制约日益凸显，西方主流经济学充当方法论的经济史研究绝迹，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主导性方法论的学术成果则大量问世。在选题上则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强调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心线索的内在逻辑关系。所谓内在的逻辑联系，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它的发展和不发展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规定性。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地位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国近代半封建社会的持续，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归结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从方法论上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含量和内容，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②然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塑造者，“发展”、“不发展”不但表现为结果而且表现为原因和过程。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发展的理论取向和价值结构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为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过程中新的矛盾的出现，西方经济学理论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货币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新的经济学理论争奇斗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外交“一边倒”也导致了在经济学理论引进方面的“一边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疯狂输入到中国这个曾经自由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度，而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则自然被挡在国门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使被翻译引进也是作为内部读物、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存在，这些批判有着现实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学术意义，是为着工人、农民阶级受压迫、受剥削寻找理论根据的，是为了贯彻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指示的。1972年商务出版社再版了郭大力、王亚楠翻译的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其中的“重版说明”则着重批判了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限制，不能深入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留下不少破绽、错误甚至庸俗的因素。 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缺位，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仍然属于编纂史学，只是把某种经济理论中的说法作为一种外加的套语和标签，用以装饰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实际在方法上仍然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归纳以及线性的因果分析。③基本上处于“经学”化的④史料搜集和整理阶段。 几乎同一时期，西方经济史学的方法论体系得到了更新。在美国经济学家群体中出现了以古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历史计量学有机结合的“新经济史”，并逐渐摆脱传统编纂经济史学的束缚，实现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伟大转向。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先导，这种转向极大地提高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主题因而得到很大拓展，理论解释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成为美国、英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⑤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Fogel)运用历史计量学对美国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假定美国西部当时不存在铁路，通过分别建立“存在铁路”和“不存在铁路”两种运输成本模型，利用当时的工业统计资料和数据，得出如下结论：铁路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尽管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传统的观点下被夸大了，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⑥由于他的研究成果重构了美国经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