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其活动范围十分广泛，许多管理制度并非都属中国源发性和内生性的，即大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在移植西方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形成的。以往论者对中国近代海关制度沿革史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对海关业务的建章立制及其对众多非职能业务的管理等有过较为详尽的叙述，但对这些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环境未做深入分析。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透过对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在中国封建传统环境里的生存发展境遇进行阐述，试图对制度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现代性与传统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作一历史剖析。 一、中国近代海关的制度创新 在十九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明显特征是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西方资本主义占据早期全球化的主导地位，正如马恩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面对这一形势，当时中国的情景又是怎样呢？“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古老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近代海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其重要标志是外籍税务司制度，③这是西方文明改造和嫁接于中国的“最初产物”，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海关首当其冲，最早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在西方商人眼里海关也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大障碍，海关不可避免成了西方文明撞击的首选目标。 与渊源于唐宋市舶司制的中国古代海关制度相比较，⑤清朝实施的海关制度是一种堪称“现代”类型的海关制度。这一制度是在1854年以后逐步建立和成形的。当年因上海小刀会起义造成关税无法征收，英、美、法三国获得了企盼已久的参与中国海关行政事务的机会。1858年签订的中外《通商章程》第10款中，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的明文规定。根据这一条款，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Lay)经南洋大臣的委任，成为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就任之后，即将上海江海关实施运作方法移植到粤海关，着手用西方海关制度改造中国旧式海关的初步尝试。李泰国在位三年多，成就虽不甚突出，但为继任者奠定了管理基础。中国近代海关制度主体部分是在英国人赫德(Hart，Sir Robert)任总税务司期间建立的，他从1863年接替李泰国之职，直到1908年卸任，在位长达45年。赫德既是海关众多制度的总设计和倡导者，也是具体制度的执行者和实践者。 在海关洋员眼里，赫德是一个杰出的改革管理天才。赫德主持中国海关期间，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创新和引进工作。他对海关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即是把西方国家实施的管理制度，用来改造中国的海关，为中国建立起一套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海关组织与管理制度，其中许多制度乃属首创。他倡议建立新的会计制度，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清册；建立统计制度，逐步形成统计季报、年报呈送总理衙门的制度；建立健全机构，设立收税、统计、浚港、查缉等部门，后形成征税、船钞、教育、邮政四股；建立由总税务司直接管理的人事管理考核制度。他还引进了一些西方海关先进的管理技术，创新建立了中国沿海及港口的灯塔、海关气象站和进出口货物疫情检查等等。从赫德任职海关开始，海关借助和移植西方行政管理制度，逐渐建立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海关人事管理制度、文书档案管理制度、贸易统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⑥保税关栈制度、存票和派司制度、海务管理和引水管理制度、检疫制度和邮政制度等，颁发了诸如《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中国海关管理章程》、《新关内班诫程》、《新关理帐诫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引水章程专条》等各种规章，使海关行政管理做到规范统一，且不说这些制度的科学性，仅就中国历史范围来考察，大部分制度确属首创，在中国当时其它政府机构也属少见。 中国近代海关从西方移植并创建的这些制度，可归纳为海关业务制度(如贸易统计、保税关栈制度等)、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如人事、财会、文书保管等)、海关兼办的其他业务制度(如海务、邮政、气象、检疫等)三大类。近代海关制度的创新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属于照搬西方的完全直接移植型，制度移植是海关制度创新的一种主要模式；二是在移植西方管理制度基础上糅合中国传统本土因素的嫁接型(或称混合型)；三是在中国本土实践中进行的制度创新。海关洋员的创制活动使近代海关成了中国近代制度创新的一个中心。赫德确曾试图把海关塑造成为“中国全面改革文职机构的典范”。⑦有鉴于此，后人有的还把海关称为改造中国(清)政府的“大本营”和“核心”。由于上述制度多数成形于赫德任内且影响波及后几任总税务司，有人将整个税务司制度时代称为“赫德时代”，将中国近代海关管理的一系列制度称为“赫德体制”。 在赫德领导下，海关众多洋税务司积极参与了各项新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赫德有个习惯，他喜欢将有关管理问题交付下属广泛讨论征求意见，要求他们留意学习并引进西方国家较先进的管理制度。这样一来许多制度的引进和创新都与海关洋员有密切联系。如金登干(J.D.Campbell)、阿理嗣(Aalst，Jules A.Van)等与财会管理制度，金登干与文件保管制度，德璀琳(Detring，Gustav Von)、杜德维(Drew，Edward Bangs)、葛显礼(Kopsch，Henry Charles Joseph)、帛黎(Piry，A.Theophile)等与邮政管理制度，金登干、马士(Morse，Hosea Ballou)等与保税关栈业务制度，造册处税务司制定与完善了海关贸易统计分析制度等等，都反映了海关洋员从西方学习管理制度，在中国建设新制度的种种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