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2)09-0118-009 一、提出问题：重新寻找经济增长的证据 1.简约的回顾：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 为什么有些地方经济增长，有些类似的地方却没有，这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或技术进步。 如果重新回顾一下古典经济学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可以发现：亚当·斯密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创新；索洛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强调教育与人力资本；罗默和卢卡斯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贡献，即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强调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鲍默尔强调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 可以说，自然、资源、人力、社会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及制度创新(尤其是产权安排与市场机制)、技术创新都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要素中，从经济历史演进的进程来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否存在某种一般性的决定性因素或路径？ 2.能够验证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么？ 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生产，与商人资本运动所形成的区域大市场的大流通方式，组成了前近代中国的“小生产、大流通”的社会再生产方式。①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提高，传统的均衡经济被打破，形成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形成新的社会补偿与再生产机制，逐步形成“大流通、大生产”的方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的显著经济增长的样本。 此外，近代中国处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其中显著的特征是贸易壁垒小、更多受制于资源禀赋、产业与服务分工不明显、产业间的贸易值微小。由于近代中国基本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阶段，较少地受制于产业的细化、国际投资、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这种简约的经济环境，比较适合验证经济的增长。 3.为什么要选择从发展地理学的角度？ 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估算，自刘大中、叶孔嘉以来，相关数据颇有分歧，主要源于对核算的估值不同。众所周知，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时，大多以“均质空间”作为逻辑前提，在经济地理学看来，这是难以理喻的。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特意选择从长时段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变迁及其含义，分析了要素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关系。② 对于非常不平衡增长的大国经济来说，全国的平均值无法相对准确地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绩效。所以，首先需要寻找“空间差异”，考虑非均质空间上要素与经济活动的分布，从而获得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图景。2008年马德斌选择近代上海与江浙地区，首次估算了区域GDP的增长，③并试图从制度方面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过该文对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仍然视而不见。确实，很多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难以清晰化，但是，从发展地理学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空间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空间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所以，如果特定区域长时段经济增长缺乏准确、连续、有效的计量数据，可以通过观察与计算经济空间的优化过程，来有效地度量其经济增长。 4.如何从长江三角洲地区验证近代的经济增长？ 本文重新考察近代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避开单纯计算1930年代GDP的静态数据(或者估算1910年前后的GDP数据，建立连续的剖面)，首次关注经济增长的地理特征，将区域经济增长的平均数，解析到各亚区，发掘不同地区近代经济增长的高低起伏，从生产与流通的环节上，从空间的角度，寻找近代经济增长特征、演进、绩效。 众所周知，市场开放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增长首先表现在流通环节，然后推进到生产领域。在流通领域，近代口岸开放所带来的商业革命，促进了商品与要素市场的发育，随着市场准入度的提高与交通成本的降低，提升了市场交易的效率，增强了区域的要素流动。在生产领域，通过外向化农业、乡村手工业、城市工业发展，提高了经济存量与再生产投入，增强了社会再生产的能力。本文通过观察近代长三角地区流通、生产两大领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动，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源头。 二、市场化与流通空间——基于海关贸易数据的度量 按照库兹涅茨的总结，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有：产量增长率提高、增长的范围扩大、不平衡的增长、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加速变革。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进程中，经济的增长首先映射到市场，促成市场的形态从初级向高级的演化。在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约在1895年以后，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逐渐改变，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从口岸到内地与农村的商业网。市场交易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城乡之间形成了工业制成品与农副产品的劳动分工体系，乡村被纳入到城市经济体系中，这就是近代的“商业革命”，并引发近代中国的“工业成长”。 以下基于口岸贸易数据，可以获得近代长三角地区的流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