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起义后，清朝财政支出剧增、收入锐减，入不敷出，政府财政出现空前危机。这一危机引起清史专家特别是货币财政史专家的关注，他们尤其关注危机中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数。但是，估算这些数字并不容易。在现存的户部银库黄册抄档中，以银两为单位的大进大出包含了实银收支数和不可兑现的户部官票收支数。在《咸丰朝银库收支剖析》一文中，彭泽益第一次将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与官票收支数区别开来。① 彭泽益之所以能估算出咸丰朝部库实银收支数，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代抄档中，发现了同治四年(1865)三月十三日户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的清单。这份清单详细列出了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三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和年底结存数。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这些实银统计数简称为皂保实银数。 根据彭泽益的研究，咸丰三年至十一年(1853-1861)，户部银库平均每年收实银20.5万两。这一平均数仅为咸丰元年部库实银收入的2.5%。最近，史志宏和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也在这一方面做了系统研究。②彭泽益的研究结果被史学界普遍认可。 一、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研究概况 咸丰三年至十一年期间，有三种以银两为单位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实银(元宝、碎银、洋银元)，可兑现的私人银号银票，③不可兑现的户部官票。这种复杂的流通局面使分析咸丰朝户部银库银两收支总数变得相当困难。例如，户部银库收了50两实银(元宝)、50两可兑现的恒和银号银票和50两不可兑现的官票。在户部银库账簿上，以银两为单位的总收入为150两。显然，学者所关注的是等同实银收入：将可兑现的私人银号银票收入加上实银收入，并将它们的总和定义为等同实银收入(等同实银收入为100两)。④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在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奏折中写道：“查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仅以一纸为凭者，信也。”⑤英国人芮尼的书中有咸丰皇帝本人曾使用私人银号银票的记载：“此外，他回京后两次晋见皇上(咸丰皇帝)，每次都要付出银票一万两，让皇室拿去银庄兑换现银。皇帝这次离京往热河时，恒祺又付出了第三次的一万两。”⑥ 与私人银票相反，户部发行的官票不能兑现银两。因此，官票在发行后不久就贬值了25%。咸丰三年十月十七日户部侍郎王庆云蒙皇帝召见：“问：行钞(户部官票)近日如何。奏：……且近日交库之项无多，所以虽一样当银交官，而商贾于中讨取利钱，其价不能与银一样，每两不过京钱三吊。”⑦此时银一两兑京钱四吊(折制钱二千文)。到了咸丰十年官票已经贬值了97%。惠王绵愉在咸丰十年二月初九日奏折中写道：“银票每两不过值京钱四百文。”⑧管理工部事务的彭蕴章在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记录了当时的银钱比价：“惟上年八月间每银一两市间换京钱十一千有零，嗣后日渐加增，至今年春夏间每两换至十五六千不等……现在每银一两市间换京钱十三千上下。”⑨如果我们取银一两换京钱十三千为这一时期的平均价格，那么到了咸丰九年、十年，官票一两只值其票面价值的3%。⑩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咸丰朝户部银库黄册的银两收支总数中推算出等同实银收支数。彭泽益、史志宏和岸本美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大致如下：(1)他们都认为户部银库没有收放过私人银号银票，所以等同实银收支数和实银收支数是一回事；(2)实银收支数可以从皂保奏折附片清单中得到。 虽然以上诸学者并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户部银库不收私人银号银票的说法，但实际上是同意这一说法的。正是如此，他们才会在看了皂保实银数之后，对银库是否收支过私人银票的问题不加以考虑，便对朝廷的财政状况做出了颇为极端的结论。 彭泽益写道：“考察一下实银出入数，还可以进一步了解银库大进大出项下的银两收支部分，不过是一个记账数字，是现银和非现银，‘票银’与‘实银’等一切按银两单位计算的收付项目的总计而已。所谓‘实银’是有别于当时‘票银’(即银票)的一种相对称呼。”“银票即户部官票，自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决定发行。”(11)对他来说，银库大进银两数等于官票收入数加上实银收入数。 史志宏认为，皂保实银数对研究咸丰朝部库银两收支数具有重大意义，“咸丰朝银库表面上的每年数百万银两收入，其实只是假象。这其中，除元年、二年数为实银两外，其余各年数中所包含的实银其实很少，大量的是票银，仅具账面上的价值符号意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代抄档中，有一件同治四年三月十三日户部左侍郎皂保奏折附开的清单，详细列出了从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银库出入实银数字，据此可以知道这一时期银库账面出入数字中的实银所占比重。”(12) 以上诸学者关于户部银库银两收支总数的研究结果可以通过表1来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咸丰三年至十一年户部银库银两总收入为37693268两，其中实银收入只有1842288两，占总收入的4.9%；同一时期，银库年底实银存额最多不超过13万两，最少只有5万两。 彭泽益写道：“这正好说明咸丰朝银库空虚已达极点。”(13)史志宏说：“无论按支出银钱总数计算还是单按银两支出数计算，其中的实银比例都是非常低的，历年均只有百分之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当时的银库，实在只是一个空壳，近乎一无所有。”(14)岸本美绪认为：“经过鸦片战争，到咸丰年间(1851-1861)，户部银库基本上已不存在储备的意义了。图13—1中咸丰年间的部分之所以用白色柱体表示，是由于根据彭泽益的研究，这时的数据表示的是包括实银以外的纸币(官票)的数额。这一时期，银库当中储藏的实银数额最多也就十万两左右，是在图表中几乎无法表示的微不足道的数字。”(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