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审计取证模式设定的环境基础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为代表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下，国家审计监督权单向朝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主要关注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真实性、合法性；在以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下，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权力向责任回归和制度性的责任追究成为构建责任政府的内在逻辑，国家审计顺应民意，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公共资源使用的绩效状况，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等逐渐成为国家审计的工作重心。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监督控制系统。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制度形态。国家治理系统按功能来分，一般可以分为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以及宏观监督系统；按治理内容来分，可以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按治理主体来分，可以分为政府治理、民间治理和公司治理。从服务对象上看，作为国家治理的监督控制系统，国家审计应接受国家决策系统的委托，独立客观地监督国家执行系统在责任履行过程中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等，为国家决策系统服务；从内容上看，国家审计通过涉外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国家外部治理提供信息，化解外部治理风险，以更好地应对国际间的竞争，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在国家范围内通过财政审计、金融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企业审计和资源环境审计等，为国家内部治理提供信息，化解内部治理风险，防止违法违纪问题发生，促进内部治理秩序的优化与完善；从审计制度形态上看，审计机关的隶属体制和组织形态应以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为原则，确保审计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从审计功能发挥上看，作为国家治理的监督控制系统，从事后监督向事前预警、全过程跟踪控制覆盖，力求为国家治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审计程序设计上看，审计流程包括审计取证模式等应紧紧围绕国家治理的需求，体现宏观服务功能，拓宽审计内容如开展治理评价等，防范治理风险点，与其他监督控制系统主动协调和沟通，更好地为宏观决策系统提供决策信息支持。 二、治理导向下国家审计取证模式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关于国家的来源和性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关于国家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为了使社会的对立面、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而出现的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综观古今中外，国家都是社会凝聚与政治认同的核心，社会共同体的功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虽有一些变化，但都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存在的根基，国家依然是国际竞争的基本主体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主要依赖对象。 面对日益多元与分化的社会，国家通过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日益成为社会整合强有力的主体。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和调适，也即社会整合的多样性来促进政治化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阶级性是国家最深层次的本质，社会性则是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国家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解决“由一切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组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等，同样，国家也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监督政府、市场和公民团体等各社会责任主体履行权利和义务的真实性、合法性等。国家审计是从监督控制角度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制衡机制，是“推进法制，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国家机器，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问责机制。因此，在国家的公有产权制度基础上认识国家审计问题，能够解释国家审计的核心和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我国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 2.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制度。其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North认为，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制度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青木昌彦认为，制度虽然绝非任意设计或随意执行的产物，但却是人力所为，参与人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对制度建立和制度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观国家审计制度发展史，从公元前4500年，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奴隶制城邦国家中国王或王室成员对实物收支进行详细审核搜集审计证据，国家审计初具雏形开始，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西周时代的原始形态以及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审计的时兴时衰，一直到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重要机体的近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按照国会或议会的要求对国家财政财务收支的绩效进行评价，为国家治理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作为国家监督主要手段之一的国家审计，其发展不仅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审计取证模式也随着审计目标的变化而适当调整，其制度变迁和模式变迁取决于国家治理框架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为国家审计取证模式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3.免疫系统论 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审计被誉为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有效的“卫士”；协助政府搞好经济运行、宏观决策的“谋士”；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打击经济领域各种腐败行为的“勇士”。2008年，审计署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现代国家审计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的论断，并明确提出审计应积极发挥预防、揭露和抵御功能，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审计长明确指出，现代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有责任更早地感受风险，有责任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有责任提出调动国家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问题、抵御“病害”的建议，有责任在永不停留地抵御一时、一事、单个“病害”的同时，促进其健全机能、改进机制、筑牢防线。一直以来，国家审计通过履行其独立的经济监督、经济鉴证和经济评价职能，坚持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自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很大程度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同时随着经济责任审计的逐步深化，将公共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置于审计的制约机制下，对于防止腐败和滥用职权，更好地为国家政权建设服务，保障国家利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审计过程中，通过审计“关口”前移，加大对信息的开发利用程度，开展政策评估、提出审计建议等，更好地发挥了预警和服务功能。因此，免疫系统论为国家取证模式向治理导向审计模式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