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现实问题研究离不开对历史的认识，缺乏史识支撑的现实问题研究是没有根基的。中国当代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迄今将满65年。尽管这段历史还不够长，距离现实还比较近，但人们由于经历的差别、了解情况的局限，以及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不同，致使对其中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决策的看法往往分歧很大，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此，要想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拿出符合或接近客观规律的结论，就不能不对中国当代史中的重大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尤其不能不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2013年12月23日、24日和28日，我们先后三次专访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朱佳木教授。他直截了当的回答、鞭辟入里的论述，清晰地呈现了他对中国当代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现辑录成文，以飨读者。 一、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科范畴与特点 孙庆忠(以下简称“孙”)：中国当代史作为一段历史，至今时间并不长，而且还在持续发展；作为一门学科，登上学术舞台的时间更短，而且其中备受争议的问题颇多。您是党史、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因此我想请您首先谈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当代史及当代史研究？当代史研究是否需要秉持一定的立场？当代史与当代现实问题是什么关系，当代史研究是否应该关注现实问题并服务于现实？ 朱佳木(以下简称“朱”)：我所理解的中国当代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她的领土、领海、领空范围内，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变化的历史。所以，中国当代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延伸，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也就是说，是中国的当代史或现代史。 过去，学术界、教育界曾经把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这有当时的背景，目的在于区别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但这样划分近代史与现代史的界线并不科学。我国史学界一直是以1840年作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分水岭的，这样划分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就是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1919年五四运动改变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如果仍然坚持以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历史大阶段划分的依据，就应当以1949年中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否则，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而且实践上也容易出问题。可喜的是，近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材采用了以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观点。然而，现在高校历史课大多还在采用“中国近现代史”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中的现代史仍是以1919年为现代史起点的，并一直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新中国成立这个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划时代事件被淡化，甚至被抹杀。因此，我认为今后应把中国现代史从“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程和学科中独立出来，和当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叫现代史，也可以叫当代史，也可以叫国史。至于再过一二百年，也许会在现代史中再分出一个当代史来。不过那是今后的事儿，现在可以不予考虑。 从学科上划分，中国当代史研究当然属于史学，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和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1977年，中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任命胡乔木为首任院长。乔木同志一到任就提出新建14个研究所的设想，其中便有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后来，他又将14个所扩充为40个所，并将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所。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所很长时间并未能成立，直到1990年成立了专事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代管。目前，社会科学院里有历史所，负责中国远古至1840年历史的编研；有近代史所，负责1840年至1949年历史的编研。因此，当代中国所的建立刚好填补了社科院史学研究机构的这个空白。不过，当代所目前是被放在马克思主义学部的。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当代史从本质上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就其学科属性来说，它是历史学科而不是理论学科，就如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包含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但毕竟是理论学科而不是历史学科一样。 前面说到，中国当代史、现代史与国史之间在概念上是一回事。但严格分，也有不同之处。如果用当代史、现代史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既包括国家的宏观史，也包括地方史和部门史。如果用国史的概念，一般指的都是国家的宏观历史，不包括地方史、部门史。目前出版的国史书，大多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国史。 讲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属性，还涉及当代史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关系。它们之间确有许多重叠之处，但我认为这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力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对国家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和骨干。但当代史与党史又有很大不同。首先，学科不同，当代史属于史学，而党史属于政治学。其次，二者研究范围、重点、视角不同，学科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自然领域中的变迁属于当代史范畴，而党史对这一领域中的事，除组织抵抗自然灾害外，其他很难涉及。即使社会领域，例如，人口、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语言、娱乐等，党史虽然或多或少也会涉及，但不可能专门研究。例如，中共有人口政策史，但不可能有人口史；中共的政策也会影响服饰，但不会有中共服饰史。中共还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等等，但不可能有自己的法制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的经济史。然而，这些都是当代史的重要内容，是当代史学科必须研究的。再次，学科理论有所不同。比如，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历史主线的概括等等。新中国时期的党史对历史主线一般概括为一条，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或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等等。但对于当代史来说，如果仅仅把它们作为主线，则会产生一些不好解释的问题。例如，新中国为什么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为什么会发生多起边界自卫反击战？如果对这些问题只用探索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来解释，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似乎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原因是为了搞社会主义、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是因为搞社会主义。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在当代史中还有一些历史动机贯穿始终，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对当代史主线的概括不一定和党史一样，也可以概括为多条。对这些问题，我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等文章中，已作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