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是研究民國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其重要性與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在當前中外學者爭先恐後發掘這一史料寶庫的時候，我們不應忘記，最早摘錄利用蔣介石日記作為史料來撰述蔣介石個人歷史活動的，是他早期的秘書毛思誠。我們通過對蔣介石日記原本抄本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可以揭示許多歷史真相，推進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研究。 1927年至1939年間，毛思誠為給蔣介石編修《年譜》等個人傳記資料，收集保存、抄錄整理了一批蔣介石的日記、來往函電、家書公文等文獻，後來依此著有《蔣公介石年譜初稿》(1888-1926)(即《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因此而形成的資料，如今也已形成了另一類的蔣介石個人檔案。① 蔣介石日記有手稿原本、分類抄本和仿抄本、引錄本等幾種類型，後三種原本的衍生品，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都有收藏，其中仿抄本從內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相仿，而日記的“分類抄本”是主體，這些由毛思誠所作的“類抄本”，其基本內容均已為毛氏編入其所著《年譜》中。“日記類抄”與《年譜》成稿後，經過了蔣介石親自審閱刪改，價值更為珍貴。實際上，這是蔣介石為他準備公諸於世的日記做了一次內容修訂，以判別日記中哪些內容是可以公開的，而哪些內容必須刪去以保密；以及日記中一些當時的提法稱呼必須改變以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日記類抄”與《年譜》的蔣改版檔案，比較其日記正本，具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 在有關蔣介石的研究中，對比日記原本內容與毛氏抄本及其所著《年譜》一書中的相關記載，其內容文字的異同比較及蔣介石修刪內容的研究，是一項非常有趣而極有意義的工作，它不僅可以對照補充日記原本因年代久遠原件腐壞而造成的內容缺漏，而且可以從毛思誠摘錄內容時的取捨改寫、蔣介石審閱時的刪改增批中，窺探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和欲達到的目的。我們甚或可從蔣介石刪改日記的過程中窺探出其政治立場、思想變化的脈動。 毛思誠作“蔣介石日記類鈔”和《蔣公介石年譜初稿》，都是以蔣介石日記原本為基本素材，分類摘錄編輯而成，與日記原件相比，其中的改變有三類，一是毛思誠在分類摘錄“蔣介石日記類鈔”時有所取捨及文字改動；二是蔣介石在審定“日記類鈔”和《年譜》初稿時所做的原則性刪改；三是蔣介石後來的秘書陳布雷等人校定時所做的文字梳理工作。 比較蔣介石日記正本抄本之異同點，其價值意義大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毛氏抄本與年譜，其內容不是原本簡單的照錄與重複，而是經過了編輯、增刪再加工後的作品，其價值更高。 第二，蔣介石日記正本，因保存年代久遠，紙張損壞，許多字跡已經模糊缺漏，難以辨認。但我們對照日記抄本與年譜，就可以做到基本上的補齊與還原，這對提高日記原本價值，具有重要作用與意義。 第三，在這些改動中，以蔣介石對於其日記特別是黨政、軍務、家事類內容的親筆整段刪除與改寫最為顯眼，它體現了蔣氏在其日記即將公示前的政治因素考慮與自我隱私保護觀念，反映出蔣氏的思想變化，因此極具研究探討價值。 毛氏抄本與《年譜》的編輯加工者主要是蔣介石本人、毛思誠以及于右任、陳布雷、吳稚暉等少數人員。因他們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使得日記的改抄本與《年譜》內容更具價值。這種價值具體體現在加工後的產品與原本相比，已有許多的不同，除了糾錯改誤補漏等技術性改進外，重要的是能夠反映出當事人在事後再回顧時，立場觀點已發生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蔣介石自己在親筆修改日記時，他的感覺與考慮應對問題的思路，比當時的第一觀感反應要更為冷靜和成熟，這便更能體現他真實的為人與面貌。 從日記修改編輯工作實際出發，值得關注的就是毛思誠與蔣介石兩人對日記的修改和刪增的內容。 當年毛思誠為了準備編寫蔣介石年譜時的方便，仿照蔣介石所喜愛的《曾文正公日記類鈔》體例，對蔣日記分為政治、軍務、文事、身體、學行、家庭、旅遊、氣候、雜組等9類做了摘抄，9類名目的確定自然也是毛和蔣的選擇。蔣介石對毛氏所作抄本非常重視，除逐一審改外，還命其將“學行類”“另抄一本寄下以備常覽”②，以增加其在身心修養過程中的參考警示作用。 毛思誠在為蔣做日記分類抄本時，基本上是尊重蔣介石日記原文的。但是也並非隻字不改地照抄，而是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潤色和修正。據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蔣的日記原文，然後加以文字潤色，並不改變蔣的原意，所以還是可信的。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毛思誠為了將蔣的形象顯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動和原文相差較遠。例如，蔣早年比較激進，主張將資本家‘掃除殆盡’，毛思誠就改為‘如不節制資本’。又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日記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維護領土’的說法，但毛思誠卻修改為：‘以堅強不撓之氣概吞壓強虜’這一改，蔣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實了”。③從相關內容的幾次改動來看，毛思誠作類抄時是要把蔣介石的衝動與激憤之言“磨磨平”，蔣介石自己事後再改日記時是要把內容“拔拔高”，於是，本來生動形象而反映出真實情感的日記，最後就變成了富有官書特徵的說教之言，一聲“公嘆”、幾分嚴謹之中，卻完全失去了原文中“極恨”的色彩與意義，一個血氣方剛又急性暴躁的蔣介石，就此變成了深沉善“耶”的政客，一點“革命精神”也就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