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09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2-0035-10 编撰一部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程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共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历史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曾经设想并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党史教科书的编写，其间伴随历史发展的曲折反复而不断变动、时断时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终究未能完成。 囿于史料的匮乏，这一研究课题长久以来未能纳入党史研究视域，在中共党史史学史著作中更属空白地带①。龚育之在研究中共党史教科书的审定模式时，凭借个人记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组织编写党史的活动，史实较为准确，唯失之于简略。章百家在回顾中共党史研究历程时，根据老同志回忆，仅指出1964年前后中共中央考虑编写一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亦语焉不详。②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党史编写的课题，构成今天重新研究的基础。 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共文献、高层人物传记、回忆录、著作等资料，已经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史源扩大的情况下，相关的历史证据链条已经比较完整。本文致力于寻找隐藏在各类史料中的“蛛丝马迹”，全面细致梳理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编撰党史教科书的来龙去脉，总结党史编写计划从提出到中间经历反复直至最后夭折的经验和教训，填补中共党史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中共党史编撰学提供历史镜鉴。 一、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计划的提出 中共成立不久，党内就有了书写党史的个人著述，但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并没有来自中央层面的集体学习、讨论和研究党史的活动。考察党的早期革命家完成的党史作品，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李立三的《党史报告》、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等，首先表达的都是个人对于党史的看法，并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全党；其次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重大问题的总结，只是对某一段历史、某些问题的看法。更有甚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左”倾领导人将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的做法照搬到中共党内，以此达到改组中央领导层、为个人谋夺最高权力的政治目的。1930年，王明在上海撰写的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共改变了革命家个人撰史的风气，形成了党内高层对于党史的大讨论。作为整风运动结束的标志和成果，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史书写进入根据历史决议解释党史的新阶段。此前，出自早期革命家之手的党史著作，虽然熏染着党内舆论，影响着对一些党史问题的看法，但既没有党内正式文件的权威性，研究的时段也十分有限，更没有突出毛泽东在党史上的地位，没有形成完整的党史叙述框架，自然不可能对党史书写发生决定性影响。相反，历史决议借助党的高级干部集体研讨党史的高潮，依据毛泽东对于一些党史重大问题的定论，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蓝本，初步完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叙事框架的构建，成为党内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的权威的中央文件。③ 历史决议通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再停留在检讨历史问题的思路上，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处理现实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历史决议的起草，主要着眼于解决党内的路线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全党团结。④中共七大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到来、战后中国走向何处去尚不明朗的重大历史关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中心目标从历史问题转移到现实问题后，就没有提出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党史教科书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全国全面执政，编撰一部党史教科书成为适应党的地位变化，满足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学习党史，教育人民群众的迫切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社会掀起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热潮。1951年7月1日是中共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是年初，毛泽东为总结中共30年历史，布置胡乔木写一个“党史大纲”。4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胡乔木上报中央拟定的庆祝办法(五条)和宣传办法(四条)中，宣传办法第二条是由马列学院写一篇党史提纲，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一篇中国共产党30年纪念宣传大纲，编一本供下级党员用的介绍党史的通俗小册子。后来，上述三种材料合为一种，即后来由胡乔木执笔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⑤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作出周密细致的安排，强调建党30周年纪念活动要形成以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要求在党的支部和劳动群众中进行党史的宣传⑥。在中共的组织和发动下，全党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⑦。 这次纪念活动对于中共党史编写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