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2—0081—08 新泉整训正值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两年之际。这两年既可视为红军初创时期，也是党的幼年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红军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探索。从井冈山斗争到新泉整训，再到古田会议，探索在总体上是顺利的，放射正能量的。红军内部包括领导人之间，由于经历不同、文化底蕴有异，对探索中的一些方针和制度以及工作有不同意见，乃至发生争论属于正常现象。正是通过这些争论，对不同意见的听取和磨合，最后形成共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轨道。 一、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成就与方针歧见的表露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革命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两支革命队伍组建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指战员骤由原来的2000多人剧增到10000余人。红四军的成立，是中国工农红军具有完整建制的最早的部队，堪称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重建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全面领导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在根据地普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1928年12月颁布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奠定了后来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初始基础；抗击国民党军的多次“会剿”，在1928年6月后就进入根据地全盛时期。但是，最伟大的成就还是在取得上述诸多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井冈山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强调在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依托进行革命斗争。尽管那时还没有明确“乡村为中心”思想，但是，作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载体的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为探索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如果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那么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基本源头。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成就也说明：红四军的广大干部，包括主要领导人之间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如要武装斗争，扩大红军队伍，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军中要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政治工作，要有组织纪律，注意群众关系等，其认识是一致的。否则，不可能取得上述伟大成就。这是基本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红四军的构成来自不同方面，经历各异，在一些问题上难免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这一方面，有的强调那一方面；有的看法基本正确，有的则可能偏颇一些；有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正确些，有的可能在那个问题上正确些。不同意见的分歧在那时已有所表露。比较大的分歧有两个。 一是在井冈山时的歧见，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分兵远攻”。一种意见强调井冈山地形易守难攻，群众基础好，倾向于集中兵力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强调地区狭小，加上敌人封锁，经济极度困难，倾向于分兵下山，远道游击。在湘南八月失败之后，批评主张远出游击的人为“逃跑主义”；另一方则将巩固根据地的意见称之为“保守主义”。朱德和陈毅当时并不主张远出湘南，但对远出的主张制止不力。毛泽东给部队做工作，说明朱军长本人是反对去湘南的，才使矛盾有所缓和。以后，湘赣敌军对井冈山实行大规模“会剿”，红四军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这时，被批评为“逃跑主义”的主张又不服输了。但在转战赣南期间，红四军很秽气，被敌军追逼着打，四次战斗皆失利。由于大敌当前，内部分歧暂时平息了。 二是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的歧见。这主要为如何认识军委与前委的关系。还在红四军下山前，中共中央1928年的“六月来信”，对边界的党和红军的许多重大问题作指示时，曾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党在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受前委领导。在转战赣南期间，前委无地方工作可做，与军委工作重叠，而这时红四军又很困难，特别在寻乌圳下几乎溃不成军，于是在1929年2月初的寻乌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取消军委(名为“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以减少层次，便于直接指挥；但这样的结果，毛泽东身兼数职，党权、军权、政权、人权和财权，全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了，而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则停止了活动。二是不讨论“分兵”问题。在转战游击和不断被敌军追着打的困难条件下，原来主张“分兵”的同志又将问题提出。他们认为，人多目标大，给养和宿营困难，要求前委讨论“分兵”。毛泽东知道，如果前委讨论，这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强行压下，未予讨论。这为矛盾的激化和争论的加剧埋下了“引线”。 二、朱、毛争论与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 1929年2月中旬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翻身仗之后，形势逐渐好转，穿插赣南、闽西游刃有余。这时内部的矛盾开始由隐渐显，由比较平和的讨论发展到带有情绪化的激烈争论。 (一)三个因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促使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公开化，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红四军在4月接到中央“二月来信”。该信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发言，对革命形势的好转作了悲观估计，提出朱、毛离开部队和队伍分散游击，以缩小打击目标的主张。这使原来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感到符合中央精神。应当指出，中央“二月来信”提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意见是错误的，随后中央来信已承认这个错误，但当时持“分兵”意见的同志没认识到这个错误。中央改正的意见几乎是在半年之后了，这使双方的争论持续了相当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