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1-0164-13 饶宗颐，幼承家学，未及弱冠，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深得一代史学宗师顾颉刚青睐。饶先生曾回忆其与顾先生的渊源：“我和顾先生的学术渊源，西方学人，也很知道。法国谢和耐(Jacques Geinet)为我的文集写推荐文也提及。在这里，我要为大家报告一桩事，法国汉学界友人因为我曾受到顾颉刚先生的青睐。他们对顾先生非常尊重，曾一度把顾老提名入选为历史最悠久的亚洲学会荣誉会员(Memberes d’Honneur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①，该会会刊至今已出至290期以上，顾老名字久已列在榜上。”[1]52学术界对饶、顾两位先生之交谊有所涉及②，但仍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文试就两位之交谊进行考述，以此管窥饶宗颐学术事业发展历程之一斑，或可促当今学人对古史重建和历史地理学之发展有新认识。 一 抗战前：《禹贡》和广东通志馆 1934年2月，顾颉刚等学者在北平发起组织“禹贡学会”，3月1日出版《禹贡半月刊》创刊号。饶宗颐在该刊1934年11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5期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广东潮州旧志考》，距创刊不到一年。饶先生在文中否定“《潮志》自明宏治③以前，无可考矣”的观点，认为南宋乾道、淳熙之际犹有书名可考见者，明文渊阁所庋潮州府志、图志共六部[2]33。有学者认为此文是目前能读到的饶先生最早发表的论文[3]11。 饶先生视顾先生为知己，他说：“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4]7那么，饶先生为何选择呈文顾先生呢?笔者赞同傅斯年致函顾颉刚时所言：“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5]310顾先生可谓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学人能得其指点和赏识，自然得益匪浅。 饶宗颐曾回忆他与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之渊源： 我少年时候，曾经是北京“禹贡学会”的会员。1936年④，我开始在《禹贡》发表文字。1937年童书业兄为《禹贡》主编“古代地理专号”，我有论文二篇参加，此时我已在广州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馆藏方志近千种，使我对古代地理发生极大的兴趣。浏览既广，兼读杨守敬的著作，渐有著书之志。我曾选集若干近贤论著，益以自己的劄(札)记，拟编成《古地辨》一书。我又究心两汉史事，复以馀力搜集王莽事迹，准备为他写一断代史。[1]51 1936年12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刊发了饶宗颐呈顾颉刚信： 颉刚先生史席：久钦名下，未获瞻韩。企咏之私，实成饥渴，道途修阻，抗谒无由，惟于杂志中拜诵佳制，稍慰远慕而已。昔读先生辨伪诸作，以郑樵之博兼百诗之专，研核臧否，钩稽微眇，足使东壁敛手，际恒变色。又复扢扬地学，创禹贡学社。维昔地学大师，顾姓有亭林、祖禹，今得见先生，鼎足而三，信可高睨一代矣。不佞曾以黄仲琴先生之介绍，加入禹贡学会。自维庸劣，靡有表见，悚汗滋深。今辄以所著潮、梅史地论文四篇，曰《恶溪考》、《潮州府韩文公祠沿革(上)》、《韩山名称辨异》、《海阳山辨》，奉呈大教，幸赐削正，再登入《禹贡半月刊》。高山仰止，实积愚诚，是用冒昧上言，渎扰视听，匪敢妄觊攀附，仍思他日扫门一聆清诲也。倘蒙见纳，为幸多矣。谨先奉状，申布微悃，附呈《天啸楼集》、《潮州艺文志》各一本，乞察收。 肃此，敬请道安，诸维亮照不宣。后学饶宗颐谨上。十一，六。[6]84 此四篇文章全被1937年2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1期采用。时年饶先生仅21岁，其文章已深得当时史学大师顾颉刚赏识。可以说，这些文章奠定了饶宗颐在历史地理学和文献考据学领域非同寻常的起点。早在1935年3月28日，顾颉刚致信谭其骧谈及办《禹贡半月刊》的目的： 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7]卷二，557 在当时禹贡学会办刊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顾先生在同一期发表一个年轻人的四篇文章，充分体现其作为卓越办刊者的眼光、学识和襟怀。后来的事实证明，顾先生为某一项学术打算、无负于天之生才的目的，在饶宗颐等一大批学者身上完全实现了。 《禹贡半月刊》之所以影响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刊能在“国步维艰”的时刻，由研究地理沿革转趋到边疆调查、研究，边疆学、边政学一度得以长足发展，使得学术与国运紧密相连。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风转变的一大标志。为此，该刊在1937年6月1日出版了“古代地理专号”，童书业在专号的序言中对饶宗颐的两篇文章作了精彩点评。第一篇为《〈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童先生点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