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这位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一生在华生活、工作达50年之久，以创办燕京大学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1952)著称于世，其所创办的燕京大学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上恐怕无出其右。胡适(1891～1962)一生曾九度赴美国，在美留学、访问、工作达25年，其时长占据他成年一半的时间，他是美国文化、美国思想在华的宣传者和大力推广者，故我称胡适为“近世传播美国文化第一人”；同时他又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代言人，是中国利益的辩护者。司徒雷登与胡适都在1962年告别人世，他们的辞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中美早期文化交流史落下帷幕。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物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司徒雷登是美方最重要的人物，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前二百年，我们可能想起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如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最早在中国行医的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编撰《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官话课本》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担任过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似不能与司徒雷登相提并论。司徒雷登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以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而论，他的功业就非其他入华的美国人所能比肩，哈佛燕京学社至今仍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胡适宣传的个人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和他毕生追求的民主政治，传授的是他的“美国经验”，在他生活的年代，曾引起强烈的震撼，并被国人所争议和批判，胡适的名字因此蒙上了阴影。将司徒雷登与胡适两人并联在一起的是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胡适为之撰写了长篇介绍(Introduction)。最近十多年，司徒雷登重新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学者们开始启动对他的研究①。这里我将司徒雷登与胡适联系起来讨论，其实就是讨论中美文化交流史。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比较，我们可以达到三个目的：微观是了解两位跨文化人物的交往过程及其历史命运；中观是通过叙述司徒雷登与胡适的关系，进而展现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宏观是从司徒雷登与胡适的交谊，看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史和中美关系。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它是可以“以小见大”、关涉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 一 胡适与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来往 胡适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相交甚早，且长久保持联系，胡适本人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诸多线索。 早在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以“不朽”为题做过一次演讲②。1921年4月28日，胡适再次应邀在燕京大学发表以“诗经的研究”为题的演讲。关于这一天的行程，胡适当天日记写道： 晨十时，到燕京大学演讲《诗经的研究》。博晨光先生(L.C.Porter)屡邀往演讲，今天始能去。演讲略如昨日记的大意，但结论有云：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朱熹颇近于此，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这个意思似颇警切。 到刘廷芳家吃饭。刘君治宗教学，家藏宗教史的书甚多。 饭后访朱我农夫妇，谈及□□的事，为之长叹。 下午回家后，看“Henry Adam’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③。 此处有几点值得解读：一是这里所提《诗经的研究》一文，刚好在前一天(即4月27日)日记中有所记载：“晚间为思永们的读书会讲演《诗经的研究》，约两个时。这个会是永侄与章铁民、章洪熙等组织的。我对于《诗经》的见解，约有几个可以独立的要点。”④胡适对《诗经》素有研究，留学期间曾撰有《诗三百篇言字解》(原载1913年1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后收入《胡适文存》)，此后又有《谈谈〈诗经〉》(为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国文系的演讲，原载1925年10月16日至1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后收入《古史辨》第3册)、《〈周南〉新解》(原载1931年6月10日《青年界》)等文字，胡适可谓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研究《诗经》最早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二是所提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是一位生于中国天津的美国人，父母为公理会传教士。博晨光在中国度过童年后，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等高校，毕业后返回中国，时任燕大的教务长，并担任哲学系教授。此次胡适到燕大演讲，即出自他的邀请。不过，他的目的不只是邀请胡适前往燕大演讲，还有请胡适赴燕大任教之意。这可以胡适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