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3；K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3)04-0112-11 “毫无疑问，北京是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①。1931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的郑寿麟，在位于文津楼的北平图书馆的一间小屋内发起成立了德国研究会(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此后，在新任驻华公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博士及其他德中学者的支持下，研究会逐渐发展壮大②，并于1935年定名为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③。此学会与德国学者卫礼贤192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创办的中国学社(China-Institut)遥相呼应，成为了1945年以前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直到二战结束时被迫解散。 中德学会所存在的时间虽短，但这15年却正值中德两国的多事之秋。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的政治宣传透过德国的各种驻外机构向世界各国延伸。1937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包括中德学会中籍会长冯至在内的大批中国籍会员逃离了日占区，而中德学会则因德日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生存下来。希特勒政府于1941年7月1日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中德关系最终陷入断交的绝境。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德学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它被纳粹政府收纳为一个宣传工具了吗? 关于中德学会在1937-1945年间的角色，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 在此期间长期担任常务工作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认为，中德学会受德国纳粹政府的影响十分有限。据他回忆，中德学会在不得不“做某些让步”，“譬如悬挂希特勒的画像等等”④的情况下，依然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机构。曾经在1994年7月采访了傅吾康的中国学者丁建弘、李霞在1998年也认为，“中德学会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⑤ 而房建昌发表于1999年的论文则认为，中德学会在1937年之后完全“成了日寇、文化汉奸⑥和纳粹分子的工具”⑦。 就1937年之后情况而言，尽管丁建弘、李霞的文章提供了更多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但其结论依然存在许多疑点。特别是由于1936年后中德学会的资金完全由当时的纳粹德国政府所提供，而协会在1937年之后已经处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中德学会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性质难免引人怀疑。 托马斯·詹森(Thomas Jansen)就曾质疑：“仅从学会的半官方性质和财政上对德国政府的依赖，我们就不能期待中德学会能对纳粹主义采取一种中立甚或绝对公然拒绝的态度。这一点可以从学会提供的文化活动上得到证实。”⑧他找到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中德学会出版的特刊中，第三册就是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的宣传性作品：《统一国家之德国》。 另一位学者墨柯(Peter Merker)则通过梳理德国方面留下的档案，找到了更多纳粹政府操控中德学会以谋求自身利益的证据。例如他们利用学会在北京进行纳粹文化宣传，播放纳粹影片《意志的胜利》，举办宣传性演讲；会长罗越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政府高官，以沟通德国与汪伪政府的关系等等。墨柯的结论是：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德学会首先是作为德国官方在国民党中国的“文化竞争的行动者”发挥作用的。纳粹宣传机构并不能将它作为直线型的传送轨道来使用。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这个研究所是在纳粹体系统辖之下的，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不论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是否承认，也不论他们的中国伙伴是否对此有所认识。⑨ 2011年，青年学者崔文龙也基于德国的档案材料指出，德国政府自中德学会成立起就有宣传方面的考虑，在学会成立之后也多次以纳粹主义的原则干涉学会的工作和内部的人事任命⑩。 从现在所披露的档案材料看，丁建弘、李霞文章中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因为纳粹政府的确利用中德学会进行了某些有利于自己的宣传工作。不过，即使是将1937年后的中德学会完全视为纳粹工具的房建昌也认为，有部分会员暗中对此进行了抵制。所以，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简单地为中德学会“定性”，而应该通过研究中德学会的具体活动来揭示这一“学术与政治”交融的组织是如何运转的。正如墨柯所言，现在再去“揭露”中德学会中纳粹的活动意义有限，重要的是如何再现这一“政治和科学的复杂张力域”(11)。 中德学会为中国人所创办，后又为纳粹德国政府所资助，抗日战争时在沦陷区生存，这种复杂的背景所导致的驳杂的资料来源造成了研究方面的困难。然而，对于中德学会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德学志》，上述学者都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这份公开出版物属于较为易得的资料，殊不应忽视。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更加方便了研究者。本文将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对这本杂志的内容进行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德学会在北平沦陷期间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