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2-0025-10 1931年，顾颉刚在游邯郸某地时有这样一则记载：“我们前往参观，军官来取名片，我们一一把有头衔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扳起脸来，向我们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说道：‘赫!你是社会学系!站住!’我们知道他误解了，连忙辨道：‘社会学系不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他才放过了他。因此想起此数年中，旅客有带《马氏文通》和《马寅初演讲集》而被军警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就投在牢狱里的，我们的受些虚惊又算得了什么!”①这可谓当时“白色恐怖”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国民党当政的环境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见“马”字即生杀戮之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党的主流舆论和思想言说中，却常常可见马克思学说之运用或社会主义之讨论，比如其主控下的广州《民国日报》《文化建设》《人民评论》等所刊文章就有明显体现②。 一、“经济史观” 1934年，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生了一场文化论战，对垒的双方是“全盘西化”派与“经济史观”派。“经济史观”派表现的是从经济的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文化，如代表人物张磐说：“人类的生活，既建筑在经济基础上头，无论谁，都跳不出经济的圈子，而受所支配。而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表现；所以，文化当然要受经济势力所决定。”③当“经济基构”发展到相当阶段，必然会产生矛盾，即孕育新社会的胚胎，旧社会渐渐蜕变为新社会，新文化也应运而生，“中国的文化，只是在次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文化两条死路上徘徊。所以复古派与西化派是不为无因的。总之，目前救亡最急迫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自动地把经济基础推进，中国文化才有出路。所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如不从经济基础上着眼，徒然对于旧文化的拥护与抹杀，实在全是多事”④。虽然他不承认其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只是尊重“事实”，然而，大概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些看法来源于他个人对“事实”的观察。众所周知，从经济上来分析思想、文化的变动和更替，始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⑤。而到20世纪30年代，这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知，以至人们用而不觉、不知所出，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 支持张磐的一位岭南大学青年人在谈文化时也如是说：“由共同劳动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便是生产关系之错综复合，便形成社会之经济构造。人类社会便以经济构造为下层基础，而发生上部两层建筑：(一)政治社会生活；(二)知识社会。然而不要忘记，经济构造还有他的决定的东西，那便是生产方法。可是，生产工具又决定生产方法。所以，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之基础。”那么，文化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活的各方面的表现”。由于文化的产生以“经济构造”为基础，所以，“当物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冲破原来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经济构造便起崩溃，新的代之而起”。而文化为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断发生新陈代谢。⑥很明显，这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极其相似。 在1935年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中，关于经济观点的运用更为多见。有论者指出：“我们固不能否认历来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与社会技术进步之迟滞’(布哈林语)……研究各时各地的文化形态的学者，固然应该着重于物质生产力的阶段的探讨；可是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完全否认任何时地的自然条件及历史行为以至于人种关系的特质。谁都知道马克斯是一个最注重生产力的学者，可是他在《资本论》中，却把自然条件及人种关系等等，列为影响某一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特征，“既是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条件为基准”，那么，“十教授在《总答复》中，对于什么是‘中国本位’这一问题的意见”，“是非常之适合于科学的辩证法的”。⑦直接用马克思学说来说明自然、历史和人种之重要，并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符合“科学的辩证法”，任何读者都能领会到作者的评判标准。中国本位文化论者背后的用意是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实施统制，指斥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⑧。支持者竟然抬出《资本论》为其呐喊助威。《文化建设》刊登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曾指责马克思学说“暗中活跃”⑨，而这哪里是“暗中活跃”，分明是大张旗鼓。 类似的运用在《文化建设》等刊物上十分常见，如“中国文化建设的原则，决定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原则”，“近代唯物论是诚如朴列哈诺夫所说：是现在达到最高发展程度的宇宙观。中国现在正需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发展，而唯物论则正是有益于此种发展的”⑩；“依唯物史观见解，是欲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先要建设中国本位的经济”(11)；“我们所希望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民最低的生活之维持，即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文化本位”，“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民，他们的生活都在水平线以下，像这样多的愚而穷的民众，救死不遑的同胞，都是我们的建设文化的对象”，“这种生存的运动的展开，所谓本位文化的建设才有可能。因为文化的实质是应该以大众的福利为出发点的”(12)；“中国本位的文化之真义，应该是指该种文化，第一，必须以适应于中国经济社会现时之需要为本位；第二，必须以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当前之发展为本位；第三，必须以适合于中国经济社会之特殊条件为本位；具此三端，始足以云本位”(13)；等等。《文化建设》是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竟然也如此热衷于“唯物史观”和“经济社会”之论。 或许有人说，经济的观点未必就是马克思的观点。然而，有学者曾在国民党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以经济的立场来论明文化，在马克斯以前虽有片断的说明，然而有系统的研究，要推马克斯为最先。自马克斯以后，一般拥护这种学说的人，虽支流纷纷，然大概也不会跳出马克斯所画的圈子。”(14) 可见，“经济的立场”在时人看来就是马克思的立场，“经济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代名词，显然心照不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