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抑或狂热: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研究(1958—1962)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牛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58—1962年间,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景象盛行一时。1958年,随着跃进热潮的持续升温,城市工业生产呈现“以钢为纲”的急进之势,计划编制内的劳动力资源逐渐无法满足骤然膨胀的用工需求。在此情境下,上海市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家庭妇女填补用工缺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城市基层与上级政策关系错综复杂,相向与相悖并存。不同的参与者演绎出跃进主题的“复调”与“跑调”。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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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新中国政权鼎革的第九个年份,继巩固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等举措后,主政者展开了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诸多现象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非常醒目,表征于女性就业在量上的激增与面上的延展。①其中,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情景蔚为可观。短时间里,大量妇女走出家门,成为新生的劳动大军。②

       这支劳动队伍何以应运而生又如何被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中?

       事实上,1958至1961年间,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方式遭到研究者的批评,其中又以劳动力的激增最为典型。③回溯过往,主政者也承认招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④以此为认识基调,是否囊括其中的家庭妇女用工也是狂热决策的一个面向?既有的研究得出了相仿结论,认定其为盲目扩大社会生产和就业规模的左的思想使然,⑤但其立论缺乏历史场域中的细致考察。笔者拟以上海为域,选取其中研究尚浅的家庭妇女用工为对象,梳理政策的缘起,变化以及执行过程中基层与政策的互动,试图重新检视当时的劳动力政策,考察城市基层的运作。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文章侧重家庭妇女在工厂企业的情形。

       一 利用与帮扶: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的政策内涵

       1949年后,新政权一直关注男女平等问题。实现男女平等的核心要素之一莫过于妇女冲破家庭局限参与社会活动,在个体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获得社会人格。这是中共自革命年代就恪守的妇女解放理论,亦是建政后政策宣传和实践的目标。在近代最早出现职业妇女群体的城市——上海,中共执政后的八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多方促进,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参加工业生产。⑥可是鉴于上海经济发展状况与妇女特点,政府倡导妇女不宜不顾现实盲目从业。⑦

       “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带来了上海妇女就业的新契机。值得留意的是,决策层的用工政策并非一蹴而就的凯歌旋进,相反显得相对谨慎。政策的制定与更易,参照地方社会的现实以及中央政策的调整,其内涵则兼具利用与帮扶两个面向。

       (一) 因需而招,吸纳部分家庭妇女为边缘劳动力

       与全国多数地区一样,1958年初,上海地区的跃进氛围迅速由农村蔓延至城市。从岁末年初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代表大会到8月的全市干部大会,作为工业重镇之一的上海,跃进形势日益升级。计划指标被不断、快速地刷新。⑧在此期间,钢铁生产逐步成为工业生产的主导。年初,工业战线跃进的主力尚集中在轻纺系统。随着3月成都会议、5月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及中央主要领导对钢铁生产高指标的关注,钢铁的“元帅”位置愈加突出。至8月中旬全市干部会议正式提出120万吨的年钢产量指标后,一个以钢铁工业为首的高指标最终形成。至此,上海整座城市开始掀起“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生产高潮。⑨

       如何完成扶摇直上的生产任务,是主政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由于1956年放松招工限制引发的教训历历在目,年初国家延续了之前“集约”型的增产路线,即提高现有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合理使用劳动力来挖掘生产的潜力。当时上海努力执行上级指示: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浪费、反保守”、技术革新等运动挖潜,另一方面贯彻从计划编制内部调配劳动力以完成不断增涨的生产任务。⑩

       5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式提出后,考虑到整体形势的变化,中央出台了新政:一则为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在向地方下放计划管理、投资项目审批等权限后,6月底再次放宽招收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二则主张利用包括学生、失学青年、妇女等计划编制外的社会劳动力资源。(11)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国家领导就曾呼吁积极组织妇女支援生产。(12)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吹响全面跃进号角后,进一步解放城乡妇女劳动力得到高层更为广泛的提倡。(13)因为此举“首先关乎妇女解放,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把妇女劳动力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合理分配”。(14)中央号召之下,6、7月份间全国劳动、妇联系统传达了指示。(15)

       在地方层面,为应对劳动力紧张局面,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方案。由于城镇人口远不能满足工业“大跃进”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有了中央政令在手,一些地区运用自主权限,不顾国家城乡二元发展策略,大批招收农村人员。(16)另有一些地区组织妇女支援工业。(17)

       相形之下,1958年夏季,上海劳动行政部门依然强调工业增产的可取门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使用劳动力,对工业领域启用计划外的妇女劳动力持保留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据市计划委员会劳动工资处分析,上海与其他地区劳动力情况有别,不是不足而是富余。且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与外地有别——向高级大型精密的方向发展,不需要过多人力。(18)相反,倘若投入过多,特别是使用农村人口,对地方社会有害无利。毕竟,劳动力的招收牵涉面广,与社会稳定、劳动力配置效率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密切相关。对时为全国第一大人口城市的上海来讲,决策更显慎重。事实上,建政以来,为控制外来人口进入,政府已采取户口管理、粮油供应、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农村人口自发进城谋生、投靠亲属。加上累积递增的新生儿,到1958年,市区人口压力依旧很大。(19)人满为患的处境使得上海不会也无法效法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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