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进程中，在贵州境内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当时红军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成功突出重围；或者处置不当，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成为重要的转折点，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从被动转入主动，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日子。中央红军在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在前进道路上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经过迂回曲折的探索，多次果断地大幅度调整行进方向，终于突破重围，闯出一条新路来。 对这段引起大家异常关注的历史，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本文不必再原原本本地叙述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全部经过，也不准备以很多篇幅去重复那些极为重要而已谈得很多的事件，只想选择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试作一些探讨，力图为长征史研究这项已有巨大成就的工程继续提供一砖一瓦。 一、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进入贵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陈云不久后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汇报时说：“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① 当时，中共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全军主力突围的主要着眼点是“撤出有生力量，使它免遭打击”。这种考虑已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至于在西部什么地方能站得住脚、建立起新的根据地?由于对西部的环境不熟悉以及对可能遇到的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初考虑只能是一个大致设想，并不是很明确、很有把握。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绝密电报：“〔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30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② 为了组织并指挥这次突围和西进，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团”，由博古、李德(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周恩来组成。这个“三人团”的工作状况是怎样的?《周恩来传》中有一句很重要而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话：它“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③这句话引自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所写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他在提纲中还写道：三人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且是形式上的”。所以，在现存档案中找不到“三人团”活动的记录。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中央红军里除项英、陈毅等率领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外，参加突围西征的有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由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其中，主力是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 红军突围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16日，全军在中央苏区东南角的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第二天起，以迅速动作渡河西进。由于严格保密，并没有被蒋介石发觉。23日，国民党南路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致电北路军(蒋介石嫡系部队)前敌总指挥陈诚：“共军主力已西窜，赣南方面仅留有少数共军担任掩护。”④蒋介石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同一天日记里带有疑问地写道：“匪果西窜乎?”到30日才断定：“匪向西窜。”⑤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在此前也有过估计：“其突围窜走，必西与川北之徐匪，或湘西之萧贺股匪会合”，“曾提出‘宁可迫使东窜，不可纵其西窜’之原则，详定封锁计划。”⑥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因此，国民党军在西、南这两个方向预先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对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突破了，但在广西北部的全县和兴安之间的界首等处抢渡湘江时，受到湘军和桂军的夹击，又因“大搬家”的方式，携带大批物资，行动迟缓，遭受严重损失。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11日，大队穿过桂北龙胜地区走出广西，来到湖南省西南端的通道县。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临时会议，确定了迅速西进贵州。 西进贵州，是不是到通道会议时才提出来的?这在研究工作者中有着不同看法：一种认为通道会议改变了战略进军方向，称为“通道转兵”；另一种认为不宜提“通道转兵”。笔者认为，后一种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在通道会议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红军只能选择先西进贵州。那时候，受到重大损失的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来不及整理，桂军仍在后面紧紧尾追，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整整八个师重兵驻扎在离通道北面不远的芷江、黔阳一带守候。红二、六军团远在湘西北的桑植、永顺、大庸一带(今张家界地区)，同通道之间相隔约300公里之遥。中间这片地区是苗民聚居区，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清朝嘉庆年间，为了镇压苗民，在这里连续作战多年，修建了千余碉堡，并筑有边墙，易守难攻，行军十分艰难。而通道离相邻的黔东南黎平地区不足50公里，那里只有少量战斗力很差的黔军，是国民党军队防线上的薄弱环节。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该怎样行动是不难判断的。用陈云的话来说，这叫“避实就虚”。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