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巡捕的辖区总是非常繁忙。街道拥挤，到处是黄包车、小推车、摩托车、电车，和经常将它们淹没的步行者、小贩、闲逛者、游手好闲者、不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者与街道行人。1941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将近400万，都在忙碌着，就像当初的巴别塔之城一样人声嘈杂。根据1935年的一次官方统计，这座城市至少有52种语言，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国籍人的语言，以及名声不太好却很管用的洋泾浜英语。监狱爆满，法庭人满为患。②日程总是满满的。负责管辖公共租界的欧洲国家警察的便携日记本上的各种纪念日和节日有满满的三页。1943年的版本中出现了一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本来不包括的一些节日，因为这代表了1941年12月8日占领了该座城市的日本的所有节日，而此前的版本已经可以看到其中的许多节日。③这不是一本提醒一位上海警察应该记住的有趣节日的备忘录，也不是一本多文化指南。这是一个安全备忘录，提醒某天是事件的爆发点，巡捕的假期将被取消，值班人员将翻番。这个人满为患的城市的这个日历充满了麻烦。那是召唤巡捕出动，挥舞警棍，设置路障和检查沙包，为发生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些日期通常记录着充满争议的过去，预示着充满争议的未来，因为日子总是周而复始，不可抗拒。 这些日子对上海巡捕的实际工作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以日本占领上海之前的8月9日为例。1940年8月6日，上海工部局巡捕房制服股(uniform branch)的捕头传阅一本六页的、应对1937年8月9日中日冲突爆发三周年的“预防措施”纲要。5日晚上，随着实施宵禁，所有的人员在防暴队的支援下，突击茶馆、旅馆和酒店，拘留“所有已知的嫌疑人，闲散人员”，“那些不能给出满意解释……他们为何出现在公共租界的人”。所有的人将被拘留，等待高级警官决定是否释放他们。五座桥被关闭；21个街道路口设置好路障；巡捕和军人检查另外4座桥上的交通。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作为“特别”志愿警察被动员。五国的国防部队在主要街道巡逻。那些成为炸弹袭击目标的报馆设立了特别岗哨。④战前，在这些纪念日之前进行动员已经成为公共租界生活的常规特征了。这当然反映了1937年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的非正常状态——已经成为一个被日本人控制的领土所包围的尚未被征服的孤岛。不过，上海公共租界照常运转，照常运转意味着要应对许多不平静的日子。 那时的上海既像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又不像任何其他国际大都市。它是一个“复写”的城市，被不同的司法结构和管理机构所重叠，是一个到处是边界的城市。城市多样性本身并不奇怪。1920年的纽约市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国出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比例还要高。不过，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受一个法律制度的管辖，而上海有多个层次的法律。现在，这个狭小城市不像任何城市，在这个相对很小却很拥挤的中国舞台，每年上演了数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帝国和共和国以及它们的敌人的仪式性生活的场所。这通常被当成是四海一家的证据：友好的国际交往，愉快地以多种语言相处，来自不同社群的外交官和领事们以及名流忙于参加彼此的展览和游行，满口陈词滥调，举杯为彼此的友好和好运干杯。这里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中国微型联合国，预示着世界大同的到来。⑤不过，这种国家的表演常常具有竞争性，而有时有敌对或革命的目的。上海是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和朝鲜人反帝活动的场所，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共产第三国际以及俄国纳粹党分支活动的场所。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它是“日本共产党形成的坩埚”⑥，活动分子密谋，学生学习，间谍躲藏，而巡捕监视和搜查。 上海的这种特殊性孕育了众多的活动及反动，并为此提供了场所。本文分析这个城市所孕育的五个不同层面的活动，探讨它们如何互相作用，并略述它们产生的后果。在此之前文章概述了上海以及它的公开和秘密政治生活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空间、法律和时间，对于后者更确切地说是日历。本文揭示了将这座城市分割开来的物理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产生的限制和创造的机会——可能没有哪个地方像上海这样清楚地、多语言地——生动描绘了民族主义和这个城市如何交叉。它不是一个熔炉，却产生强烈的热，改变了各种民族主义和它们敌人的目标与影响范围。 在20世纪，对中国人和世界而言，上海越来越是一个观念，不过它同时也是一个(破碎的)物理场所，一个节点，一个矢量。不过，它还是一个空间。在基本层面，上海是一座城市，并且一直是唯一的一座城市。尽管上海行政地位很低，却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于1843年开放了对外贸易。由于当地人拒绝将房屋租给新来的外国人，因此在老城墙东北的河边划出了一块英国人居留地。不久，法国人也到来，并获得了自己的居留地。英国的居留地不断扩大，与美国的合并，并成为“公共租界”。这个租界不属于任何一个外国管理，而是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工部局来管理。工部局的代表权根据国别分配(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各占多少)。法国居留地则另搞一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成为法国帝国的正式一部分，由印度支那总督管辖，总领事和一个顾问委员会来管理租界。⑦ 老城和城外的新郊区由形式不断变化的、分割比较厉害的行政机关管理，直到1927年新成立的国民党民国政府设立了单一的大上海特别市(Special Municipality of Greater Shanghai)。此举的目的是争取对外国租界的控制权，并为接收它们做准备。⑧这两个外国租界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不断扩大，正式成为比原来的小地点大很多，并且还渴望扩得更大。它们购买租界以外的土地，铺设道路，并享有警察等权力，企图进一步将它们和邻近的土地并入租界。⑨ 上海刚开埠时只是一个地位并不突出的一般港口，却明显地拥有更大的国际贸易的潜力。外贸、战争和叛乱改变了这一切。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清朝难民进入租界，商业的重要部分转向为这些新社区服务，这里租金丰厚，租住时间长。这正是房地产投机者所梦想的。在上海近代史中，难民的涌入从没间断：他们来自上海郊区和长江三角洲。20世纪20年代，难民来自俄罗斯，30年代来自欧洲。战争一如既往地促成了上海的经济繁荣，也遭遇了一次或两次萧条。⑩上海成为19世纪中国的新的中心以及20世纪中国的舞台，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它进行重塑。(11)该党很自然地成立于上海。这里是中国工业、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它吸引了来此读书的学生，吸引了劳工，1895年后吸引的是工人。这里也是那些到海外去求学的人离开之前和回来之后就业时经常逗留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的出版业中心，诞生了报纸、杂志、教科书和翻译书籍。随着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海再一次繁荣。1912～1920年之间，上海的国际贸易值翻了一番，制造能力大大提高。(12)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的行政首都建立在南京，距离上的接近让政客和官僚很方便到上海度假。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也梦想到这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