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研究中的阙失

作 者:

作者简介: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6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孙中山、宋庆龄研究。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宋庆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的努力,目前已出版和发表了为数颇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局限于表层的叙述,缺乏深入分析,而且重复不少,错讹颇多,致使整个研究工作向前推进步履维艰。为着有利于推陈出新,向上提升的继续深入,有必要对以往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作一初步的探讨和小结。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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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12-096-103

       宋庆龄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的努力,目前已出版和发表了为数颇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局限于表层的叙述,缺乏深入分析,而且重复不少,错讹颇多,在工作中尚存在着诸多阙失和遗憾,致使整个研究工作向前推进步履维艰。

       宋庆龄研究的历程较短。其深度、广度与孙中山研究、毛泽东研究都不可同日而语。孙、毛的研究,在他们生前就有很多成果出现,他们逝世后更是出现过数次研究上质的飞跃和突破,至今研究著作已是汗牛充栋。而宋庆龄研究则不然。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过几本诸如《现代中国名人外史》、《名家传记》、《民主人士群像》、《当代人物》、《新中国革命伟人志》等书,简单地对宋庆龄进行过概括性的、不甚准确的介绍。这些书中,宋庆龄资料仅仅占据其所收内容的微弱的一部分,宋本人也不是这些图书要表现介绍的唯一对象。民国时期许多报刊曾对宋的活动进行过报道、刊载,但也仅限于新闻性的表述。希恩、斯诺、斯特朗、王安娜、项美丽等人的著作中亦仅限于有关宋的珍贵资料的记述,严格地讲,真正意义上的宋庆龄研究是从1981年她逝世后才开始启动的。

       宋庆龄逝世在“文革”结束之后,1981年距离“文革”结束的1976年有五年的光景。正是政治环境的逐渐松动,为宋庆龄研究的开展营造了较好的氛围。可以说,宋庆龄研究是在一片悼念活动中开始的。宋庆龄一生低调。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撰写回忆和研究文章缅怀和纪念她。第一次,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各方媒体这么显著地突出表现她。随之,相关纪念集出版了,画册出版了。从研究者到广大群众,开始得以从形象、生平、思想各个方面了解这位伟大的女性。最初公布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模式的确定,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建构了格局,但也留下了框框,形成了某些桎梏,以致长期难以逾越。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复杂的。为着有利于推陈出新,向上提升的继续深入,有必要对以往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作一初步的探讨和小结。本文着重从“资料的挖掘、整理与考证方面的阙失”以及“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不足”的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概述和分析。

       一、资料的挖掘、整理与考证方面的阙失

       史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史学的突破性发展必须依赖史料的发现。长期以来,与宋庆龄相关材料的公开却是很有限的。从已出版的成果中,可以明显看出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史料、口述史料等)的匮乏。宋庆龄88年的漫长一生,仅有1986年尚明轩等编撰出版的第一本《宋庆龄年谱》,而其后半生几乎就是一个空白。当然,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经过艰苦努力的难得成果了,它在那个时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尚明轩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将其前半生资料汇集,更加充实;盛永华主编的两卷本《宋庆龄年谱》和新出版的尚明轩主编的两卷本《宋庆龄年谱长编》,对其后半生资料的汇集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可喜的进展。但相较之,宋庆龄后半生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很多时段对宋庆龄活动时间与内容的考订唯一的依据就是书信,显得很不足。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除尚明轩、唐宝林的《宋庆龄传》外,严肃的宋庆龄传记还有爱泼斯坦、陈漱渝、刘家泉、吕明灼等的同名著作。可以说,它们是宋庆龄研究材料的集成,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宋庆龄的史料,对宋庆龄的宣传和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书中内容前半生详细,后半生简略的头大尾小的问题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情况是与资料的匮乏密切相关的。毫无疑义,宋庆龄在1949年后的33年的历史,同其前半生一样波澜起伏、异彩纷呈。描绘和总结她这段历史,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为今天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同时也可以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与思考。所以,这段历史是需要着力研究的。

       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尚明轩、魏秀堂著《宋庆龄的后半生》,情况略有改进,但它仅有20万字,分量不足。2013年2月出版的尚明轩、唐宝林著《宋庆龄传》(增订版),增多了宋庆龄后半生的分量,情况有所改进。

       除去国内已经公开可以查阅的有关资料外,一些国外人士所写的著作也受到关注,部分被译介进国内。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可是在同时,又暴露出一些存在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宋庆龄研究过多地依据的竟是几本国外研究学者的成果。如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罗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哈利戴的《孙逸仙夫人传记》等等。尤其是第一本对宋氏家族的介绍,几乎成了迄今为止被国内学者引证最多的材料之一。然而,始终依靠第二渠道,缺乏原始资料的研究终究是有缺陷的。如今,一些学者走出国门,通过查阅档案、采访有关人士等方式获取国外第一手材料,取得了颇多有益资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积极举措。

       大体说来,关于宋庆龄资料的挖掘、整理和考证的阙失体现在下述诸方面:

       1.宋庆龄著述编辑结集的不足。

       宋庆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她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她的著述等身,无论鸿篇巨制抑或绪言余论、短简零笺,莫不具有觉世牖民、稗补历史的巨大价值。可是,对她的著述,目前结集出版者屈指可数,研究工作中亟需编辑出版一部《宋庆龄全集》。

       1952年之前,宋庆龄的著作只有零星的几本小册子,有个别文章散落在一些报纸、杂志和成书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宋庆龄作品的集成,应该是1952年出版的《为新中国奋斗》。1966年,《宋庆龄选集》随同《孙中山选集》得以一并出版。这也是她自己亲自参与修订的最后一部个人文集。此书在1992年她诞辰一百周年之前进行了充实增订,成了上、下两卷本。宋逝世后,她的一些有专题性的文稿又被集成《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等书。进入1990年代,宋庆龄的书信收集整理成果逐渐面世。于是有了《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等书的出版。

       在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仅仅整理出版如此几本册子,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她是不够的。比起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她所写的文章并不是很多,可是也有相当的篇幅。她撰写过很多的绪言余论,还有大量的书信和部分的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探寻她内心世界和思想观念的更为有效的资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应该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宋庆龄撰写过被后来证明她在思想判断上不太正确或者错误的文章,同样,她也写过具有极强针对性的表露锋芒的真知灼见的作品,而这两个部分文稿的发现、整理和面世目前都还是一个空白。当然,相关的工作已经有所启动。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宋庆龄全文库和宋庆龄全集的着手整理准备工作就是很积极的举措。我们殷切地期待着他们大踏步地前进,成果早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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