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后半年，笔者曾以《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在现代中国译介、传播和转化等问题。次年1月论文答辩通过后，即分章发表在内地的一些刊物上，全书则由台湾学者周锦先生携去在他主持的智燕出版社出版(199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1999年7月复以《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出了修订本，其实只增加了九条资料和三则附录而已。此后学界时或引用拙作中的史料而率多趋于哲学义理之发挥，在译介的文献史料方面则并无新发现。笔者自己对这个课题虽不免意兴阑珊，然而积习使然，平素翻阅民国旧书报刊时，碰到一些当年没有注意到的文献史料，仍顺手录存、渐积渐多，有些文献相当珍贵，却一直无暇为文补说。 这些新发现的文献史料都集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套用佛学入华的先例，存在主义在四十年代传入中国尚在认真的“格义”和艰难的“译述”阶段，还未及像禅宗那样拿“祖师西来意”作脑筋急转弯的参悟游戏。从这些新发现的文献史料来看，当年中国对存在主义之译介，其实并非如拙著《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以下简称《生的执著》)所谓“哲学界的冷漠与迟钝”和“文学界的敏感与热忱”那么冷热不调。现在重检这些文献遗迹，仍不难感受当时学者文人对这新的“西来意”之热忱，而一任其埋没无闻实有负先驱者们的苦心。今值长夏无事，乃撰此小文，算是迟到的补充吧。凡《生的执著》已有的史料及议论，此处不再重复，只是为了叙述上的照应，间或也会回顾到该书所述的相关情况。 从杞尔格嘉、尼采到叶斯必尔斯的哲学脉络：中国第一本存在主义论著——张嘉谋的《生存哲学》 笔者当年的那本小书《生的执著》说及存在主义在四十年代中国的流传情况时，也曾提及：“据说当时中山大学的张嘉谋先生写了一本介绍存在主义的书，但出版与否，不得而知，而张嘉谋先生是研究德语的学者，与哲学界关系不大。”①由于当时怎么也找不到张嘉谋的这本著作，所以对于它究竟出版与否，只能存疑，加上那时资料匮乏，只知道张嘉谋建国后在南京大学教德语，并有德语研究的专著行世，遂误以为他的本业乃是德语研究，介绍存在主义或属“客串”，于是想当然地说他“与哲学界关系不大。”现在看来，这个“与哲学界关系不大”的判断是不确的。其实，张嘉谋乃是地道的留德哲学博士，他在建国后从事德语研究，倒可能是不得已的转业。 关于张嘉谋的生平，现有资料仍很匮乏，只检索到他家乡人所写的一份简略传记《张嘉谋博士》据此可知，张嘉谋1912年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193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德语，读完三年级时参加官费留学考试，被破格录取，赴德国汉堡大学攻读哲学，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就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四十年代后期并兼任中山大学附中校长。②另据该附中校史，在四十年代末的学潮中，张嘉谋因为态度生硬、处置不当，被学生赶下台。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张嘉谋才不得不离开中山大学，转为南京大学教授，以德语教学和研究为业，直至八十年代初退休，1985年冬病逝于广州。上述传记所述张氏著作多是关于中国古典哲学和德语的研究论著，并没有提及他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事实是，张氏留学德国期间正值存在主义在德国盛行之时，他显然深受影响，从而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绍述存在主义哲学的人，时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委实是颇为先觉和相当敏感的了。 在1939年年末的《图书季刊》上，有一份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教授学术研究的报道，其中这样介绍刚刚回国任教的张嘉谋的学术研究和著述计划—— (七)张嘉谋 在进行中之著述有：(甲)《国家哲学》……(中略)(乙)《生存哲学》，从丹麦哲人暨尔克加，德国哲人尼采二人所影响及之现代哲学家之著作中，作一概要评论。全书分“近代哲学之回顾”，“新哲学之产生”，“新认识论”，“真理”，及“思想之界限”五章，约十余万言，可于一年内完成。此外在计划中之著述有《行为哲学》一书……(下略)。③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反映出刚刚回国的张嘉谋有感于民族抗战、欲以学术报国的壮志，可惜的是由于战时不断播迁、难以安心学术，加上战时出版的困难，所以这些计划中的著译，大部分都流产了。唯一完成并且交付出版的就是《生存哲学》一书。在1949年1月出版的《学原》杂志附刊的一页出版广告里，就包含了该书的出版信息—— 《生存哲学》……………………张嘉谋编译 定价 六元。④ 这其实已是《生存哲学》的重印广告了，其初版年月乃是1941年12月。而从该书序言可知，张嘉谋开始编译的时间是1940年2月，即在上述关于中山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教授的研究情报发布的两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动笔了。其时存在主义在西方也还是只限于学院讲说的新哲学，所以张嘉谋的编译算是很早的了，而出版者商务印书馆乃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由它出版的《生存哲学》一书，其传播应该是比较广泛的。 《生存哲学》基本上实现了张嘉谋两年前的著述计划。全书除“导言”外，共分“绪论——哲学与科学”、“杞尔格嘉与尼采”、“把握之存在”、“真理”、“论实在”五篇，确是相当完备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概要了。关于“Existenzphilosophie”的译名，张嘉谋在“序言”里表示不同意日译的“实存哲学”，而说明自己译为“生存哲学”的理由云—— 余译之为“生存哲学”，盖此种哲学只能示吾人以存在之广场，哲学思想之界域，真理之样态与至存在本身之路，初不能为吾人制出某特定之实在也。根据卡尔·叶斯必尔斯(KarlJaspers)之定义，谓“生存”(Existenz)即“自存”(Selbstsein)是也，故译为“生存哲学”，亦可译为“自存哲学”。前者为遵[尊]重哲学名词之传统，后者释名词之真义，并以符其内容。⑤ 这个概念释义表达了张嘉谋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解，所以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生存哲学》，而且在后文特地标明其副题为“自存哲学”。“绪论——哲学与科学”、“杞尔格嘉与尼采”两篇，正相当于前述报道所谓“近代哲学之回顾”、“新哲学之产生”两章。“绪论——哲学与科学”检讨了十九世纪以来近代哲学之科学化的大趋势及其问题，以为“科学为求知，求事实之必然性”，“必易陷于绝对化之错误”，“终不得探知人生之根蒂，终不能由之而得为吾人行为之指针，终不能由之求得存在本体及实在。吾人今对科学失望之余，必须痛改前非，舍科学之路而还于纯哲学。”⑥新的“生存哲学”即因此而起。接着的“杞尔格嘉与尼采”一篇，是对“生存哲学之父杞尔格嘉及尼采之思想”与生平的绍述。“杞尔格嘉”即S
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前述报道中译作“暨尔克加”，现通译克尔凯郭尔，他是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截止1941年的中国，除了早期鲁迅、哲学家李石岑和诗人冯至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存在主义先驱者的存在。至于尼采，虽然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颇为流行，但多视之为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想家，而基本上不理解他作为存在主义先驱的意义。张嘉谋则将他们尊为生存哲学之父，在《生存哲学》中单列一篇，合论二人的哲学。该篇首先指出自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得失，所得即是对理性的肯定有加，而所失则是对非理性的否定和忽视。这种将理性绝对化而罔顾非理性的倾向，在黑格尔哲学里达到了顶峰，但随即也盛极而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反对，而在张嘉谋看来，“代表此反潮流者，丹麦之杞尔格嘉，德国之尼采是也”——
